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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02（第1页）

余论02

经过上述多波次的打击，江南士大夫势力从此一蹶不振，世家大族趋于衰落。清代史家戴名世对此有很好的揭示。从他的记载不难发现，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688、1689）以后，江南缙绅之体面已是“陵夷极矣”。究其祸端，始于一二士大夫豪横之家，“致得重罪”，于是他处大多仿效。地方官吏务以挫辱士大夫为能，借此逢迎上官，以得美擢。[136]里巷“奸民”，专以诈财为生，“不于其党类而于缙绅，以为缙绅不敢与我抗且辩也，一抗且辩，则诉之于官，而彼之折辱更甚矣”。至于学校生员，更被地方官吏视为草芥。即使生员延续明末习气，仍自相矜重，偶然受到挫辱，于是群起告讦，“或哭于文庙，或相要约不赴试”，然终究不能取胜，“斥逐者累累，因致死伤者亦多”。在地方官的眼中，缙绅尚且如同“奴隶”，何况生员之辈！无奈，生员只得自匿衣巾，诈称百姓。[137]在钱粮奏销案的引发下，不唯官员纷纷罢职家居，等同编户齐民，甚至“不得称乡宦”，而且出现了“生员反平民不若”的奇怪现象。[138]在地方百姓的理想世界中，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书役”，反而将生员视为“朽物”。[139]

这是相当值得重视的秩序变动，说明在新朝政治强势的冲击下，在明代相当活跃的士大夫势力渐趋沉寂。在此大势之下，即使如山林名士，在清初的境遇亦不甚乐观。据冒襄的回忆，明代崇祯末年，门户纷争，始则草野乘缙绅之威势以招摇同流，继则缙绅反借草野之机权以钳制朝政。当此之时，山林名士与缙绅诸公诗文鼓动，搜猎声华，“所好生羽毛，所恶成创痏。一时有司之贤者，率折节来咨谋议”，确乎“何其乐也”！明清鼎革，物换星移，知交零落。在遭遇“横逆”之世的境况下，明末其乐融融的山林名士，即使“乡里小儿”，尚且多加揶揄，尝尽“人所不能忍”。“昔之乐”与“今之苦”一经对比，悲从中来，泣由此下，显然不难理解。[140]

明清之际，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江南士大夫家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浙东为例，自新朝大帅浮浙而东之后，“居民庞裂焚**踣弊”，尤以“世室名族神明之裔”为甚。这无疑是一种“夷”与“华”之异。在夷夏民族对立之下，旧朝的世家大族随之衰微，势所必然。清朝定鼎之后，逐渐开始“置司牧，立学校，科条贯目，若有以行之”，于是那些“昔时丧职之族”，又“为之扬沸决疽”。若是将这些士大夫家族的行径视为“启奸而纾愤”，这当然是“过激之论”，[141]但作为曾经盛极一时且享受荣华富贵之乐的士大夫家族，经两朝鼎革之后遭际如此挫辱，不可不产生一些感伤情绪。

正如明末清初人徐枋所言，士君子生当明盛之时，就会忘记“太平之福”，于是即使发生了“城郭变迁”，亦不足以“经其怀抱”。反之，假如“不幸而更丧乱，遇革除”，那么，即使“一草一木之微而事关故国”，无不会引发他们“先王弓剑之思焉”。[142]士大夫作为晚明文化“活力”与“多样性”的倡导者，他们面对历史的境遇，无论是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无不受到来自新朝力量的挑战，并且其内部亦开始出现一些分化。换言之，对于经历了明清之际两朝鼎革的文人士大夫来说，那些活下来的读书人，无不觉得这种“天崩地坼”的场景，恍惚做了一场梦。在如何看待这一梦景时，却各有自己的心思。

明清易代，最为明显者无过制度变化。如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不过是一个下层的读书人，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变化。为此，他从衣服、仕途体统、罪囚处决、赋役、食用、日用什物六个方面对当时的制度变化作了如实记录。[143]尽管对明朝制度，尤其是在服饰、饮食乃至日用什物方面，不乏留恋之处，但总体上说，他还是肯定清朝立国以后所带来的全新变化，亦即“气运之一变”。他进而认为，这种气运的变化，基于“圣皇御世”之上，可以让天下百姓“共享太平”，乃至出现“贤才济济”的新气象。

姚廷遴所谓的“贤才济济”，尽管包括从旧朝投顺过来的官员，更多的还是指科举“新发”家族。换言之，一些旧的世家大族伴随着明朝覆灭而式微，代之而起者则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暴发的新的世家大族。以“东吴”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尤其推重“世家”。如在明代，诸如宜兴之徐、吴、曹、万诸大族，溧阳之彭、马、史、狄诸大姓，均属绵延数百年的“旧家”；入清以后，宜兴许氏、溧阳包氏，则属“新发”。又在明代，昆山巨族当推戴、叶、王、顾、李五姓；入清以后，因为徐元文、徐乾学兄弟三人并中鼎甲，位至八座，家族中的子弟亦陆续登第，“一时贵盛甲天下”，而原先的五大家族则不无“少衰”，于是昆山人造一俗谚云：“带叶黄姑李，不如一个大葧脐。”其中“带”音“戴”，“黄”音近“王”，“姑”音转“顾”，“脐”音近“徐”。俗谚所云，无非是说明朝时鼎盛一时的戴、叶、王、顾、李五大巨族，入清以后，因为衰微而无法再与徐氏家族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旧家衰微，余威犹在，新发之族，若欲自附巨族之后，难免会招致乡里之人的嘲讽。[144]

孟子云：“所谓故国者，有世臣之谓也。”又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世家巨族堪称国之庇护，民之表率，对于邦国之治乱，民俗之污隆，关系匪浅。自三代以后，由于宗法不立，导致世风日衰，一直为识者所担忧。所能依赖者，正是那些巨室大族，各能兢兢守其家世，谨其氏族，借此以辨贵贱、别婚姻、远嫌疑、定昭穆，充其仁孝之心，率其敦睦之行。换言之，通过治家而后著于族，治族而后著于乡，治乡而后著于国，治国而后著于天下，最终达臻民俗以厚、治道以成的理想世界，这是传统儒家的政治模式，亦即家、国、天下三位一体。由是言之，明清易代所导致的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历程，正好证明明朝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坏，随之而来者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整，以及以“新发”科第家族为社会基础的新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