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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道德人格看君子小人之辨（第1页）

二、从道德人格看君子小人之辨

君子是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道德人格。从概念辨析的角度来看，君子、小人，其道德各有差异。君子既与小人迥然有异，且与一般的大众，在道德上亦有高下之分。而所谓的小人，则又与“奸人”不同。

（一）君子、小人概念辨析

追溯君子、小人概念的形成，无疑起源于两者道德的异趣。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何为“君子”？何为“小人”？关于此，明代士大夫无不都有自己的解析与定义。

先来看君子之定义。首先，君子之根本，建立在立身行己亦即个人道德的修养之上。此为“立德”。如明人敖英言：“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节孤高，足以洗濯污习，其他嘉言善行虽不尽传，可以无遗憾焉。”[6]吕坤云：“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罚；畏不义，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7]伍袁萃亦云：“士君子处世，临深履薄之心，顷刻不能忘，茹糪饮冰之守，毫末不可逾。”[8]

其次，君子的“立言”同样关系匪浅。如敖英又说：“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书满家，将焉用之？是故称杨伯起者，以其辞暮夜之金也；薄扬子云者，以其献‘美新’之文也。”[9]君子立言，慎重如此。进言之，从文章特点同样可以辨别君子、小人。《文中子》有言：“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由此可见，君子、小人之文，各有谨、典与傲、冶之别。在此基础上，明末东林党魁兼文坛宗主钱谦益对君子、小人之文的特点进一步加以阐释。他说：“君子之文必刚，小人则柔；君子之文必阳，小人则阴。”[10]

最后，君子道德层面的拓展，仍须延伸到如何处世这一范围。此即“立功”。如曹学佺云：“君子者，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己。”[11]可见，君子固然以立身行己为根本，但在个人与国家面临冲突之时，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当然，除此之外，君子之教人，并非秉承一种刻板的模式，而是给个人很大的自由。钱栴曾经以一种比喻的方法，表达了君子教人之法。他说：“迫人饮，饮者寡；任人饮，饮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为人具佳酿，不为人严觞政。”[12]

至于小人，自古又以“壬人”“孔壬”二称代之。《周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尚书》亦云：惇德允元，而难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可见，在小人这一概念中，“壬人”“孔壬”又是区别言之。那么，“壬人”与“小人”又有何种细微的区别？根据钱谦益的考察，所谓的“君子”“小人”，不过是“天下之总名”。在小人之中，别有一种“壬人”，他们“钟阴柔之气，乘雾雺之运，谨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说，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泽浸渍而不可解释”。为此，君主对“壬人”深感畏惧，将他们正名为“孔壬”。所谓“孔壬”，当然不过是“甚而大之之词也”。这些“孔壬”，在人主的左右，“脂韦婉娈，便侫转侧，若鹦鹉之能言，若隽永之适口，人主岂能知而远之哉？”[13]即使君主知晓“孔壬”的危害，却也很难摆脱他们的控制。

如何正确定义“小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观点显然值得重视。王夫之从历史的经验中深知，小人之情、伪无不趋于变化之中，故无论是预先知人，抑或辨别人之贤奸，都不是“易易”之事。那么，如何判别小人，当然还应该从他们不变之心乃至行为中加以确定。[14]

（二）君子、小人之道德区别

君子、小人迥然有别。当明初之时，有一位邓奇生，曾问宋濂：“君子小人甚难辨也，欲辨之如何？”宋濂通过引用古语而从以下角度回答了区分君子、小人之法：凡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如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如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以者”，则为“君子”；反之，凡是“依阿淟涊，回互隐伏，纠结如蛇蚓，琐细如虮虱，如鬼蜮狐蛊，如盗贼诅祝，闪倐狡狯，不可方物者”，则必为“小人”。[15]如此辨析，虽较为含混，却是从道德层面进而考察君子、小人的行为特征。

从细小之微处着眼，君子、小人的品格各有不同：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华而君子质，小人谀而君子直。正因为此，世上人情无不远君子而亲小人。此外，小人又工于揣摩，若君主恶巧，则故意装作拙讷，百般迎合；若君主恶华，则故意装作质朴，希图能合君主心意；若君主恶谀，则故意装作憨直，加以炫耀。可见，就道德层面来说，君子、小人正好处于对立的两端，故其道德人格亦迥然有异。为了便于对两者的道德人格作一有效的区分，不妨先引明代士大夫的一些比喻之言作为引子，继而深入剖析各自的人格特点。

1。道德的两极：君子、小人之道德比喻

第一，从明代士大夫的诸多言论来看，君子、小人之间，事实上是一种阳与阴的对立。如明末清初人钱澄之以阴阳之说喻小人、君子。《周易》中的阴阳消长理论，早已被庄子明确道出，故《庄子》中“《易》以道阴阳”一说堪称一语中的。基于此，一般的论者又以阴阳比喻小人、君子。毫无疑问，阴阳二气，迭为消长，但其间不容互有赢诎。那么，圣人之作《易》，每欲扶阳而抑阴，这是为何？对此，钱澄之作如下解释：

圣人深知夫阳不能敌阴，君子不能敌小人，治日少而乱日多，故于阴之长也，为君子危焉；于阳之长也，亦为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长之时，以众小人制一君子而有余，即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众君子而有余也。盖小人之计常密，君子之计常疏；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刚，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刚，以密制疏，毋怪乎小人之常胜，而君子常败。[16]

显然，从阴阳之说，继而可以导出刚柔、疏密之论，并进而折射出君子、小人之争中君子常败、小人常胜的征候。为此，明代士大夫无不倡导摒弃小人，并追求一种“太阳当空”的世道。如魏大中云：“去小人，正如拂尘，旋拂旋有。独太阳当空，尘不危害。狂飙卷地，而举扇障之，则何益矣？”[17]此即明证。

与阴阳之说相对应者，则为“鬼道”与“天道”。换言之，代表小人道德之阴为“鬼道”，而代表君子之阳则为“天道”。正如王廷相所言，“君子成人之美”，这是一种“天道”，故光明正直；而小人坏人之善，则属“鬼道”，故阴险谗邪。[18]

第二，君子与小人犹如水与油的两分。明代思想家李贽有“小人平时爱买好”之论，[19]大抵已经道出了小人油滑的一面。一至清代，魏环极更是将君子、小人形象地比喻为水与油的关系，两者情状，跃然纸上。他认为，君子犹如水，“其性凉，其质白，其味冲，其为用也，可以浣不洁者使洁；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同也”。而小人则似油，“其性滑，其质腻，其味浓，其为用也，可以污洁者使不洁；倘使滚油中投以水，必至激博而不相容”。[20]

第三，在君子、小人之间，其清浊、正邪迥然不同。进而言之，君子代表清、正的一面，而小人则代表浊、邪的另一面。如吕坤云：“清者，浊所妒也，而又激之，浅之乎其为量矣。是故君子于己讳美，于人藏疾。若有激浊之任者，不害其为分晓。”[21]言外之意，就是作为“清”者的君子，必为作为“浊”者的小人所妒。当然，清、浊之别，不能简单地以言论加以区分，而是应该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如明末给事中傅振铎提出了“真小人”与“真君子”的概念，并从言行的清浊加以区别。他曾在上奏中云：“凡招权纳贿，言清而行浊者，虽日讲门户，日附声气，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权，不纳贿，品高而名暗者，虽门户无讲，声气无附，而亦真君子也。”[22]在明季普遍讲求“门户”“声气”的政治气候下，这一言论不能不说是别出机杼。

君子、小人各自代表正、邪的两面。“别邪正”既是明代士大夫群体中自视为正人君子者的理想，也是他们向皇帝进言的出发点。明末人陈子龙就曾从东汉、宋代的历史经验出发，再结合明末的事实，系统阐述了“别邪正”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观点，每当一个朝代处于全盛之时，通常是贤能并进，“大才受大位，小才受小位”，无所谓邪正之分。一旦私交日甚，事变日出，随之在朝廷之上出现了君子、小人之名。于是，“百官之众，万几之多，寂然无一事之可为，而惟君子小人之是争”。这显然是国家的大祸。当君子、小人两分的形势一旦形成，即使是那些超然卓越之士，亦不得不出于其中。至于那些两无所傍且又号称“中庸”者，其实不过是一群“庸人”而已，无足挂齿。为此，他建议，当国家不幸遭遇“朋党之祸”，作为“人君”，其最为明智的决策，“惟有速去小人，删除迸放之务尽，独用君子以责其成效”。假若“徒愤人臣之私交，而务破其党，则君子必败，小人必胜，而祸及于社稷”，东汉之事就是明鉴。又若“两无所信，而杂然并进以杀其势，则国家徒受小人之患，而不得君子之用，卒至于小人大胜而君子大败，国亦随之”，赵宋之事更是最好的镜鉴。[23]可见，陈子龙同样心怀“君子”情结。

第四，君子、小人之间，有修善与规利之别。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以能否过得“困难拂郁”这一关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认为，士君子希圣希贤，必须过困难拂郁这一关。假若士君子不用过此关，那么天下之人尽可为士君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关，才使得君子、小人得以两分：能窒欲而超出者，为君子；纵欲而徇情者，则为小人。[24]而东林党人高攀龙以“做人”与“做官”的两分来判定君子、小人，更是道出了君子、小人的道德底蕴。他认为，君子“以清勤慎做人”，这是“有所为而为”；而小人则“以清勤慎做官”，此即“无所为而为”。[25]

尤堪注意者，潘去华从“修善”与“规利”之别来论证君子、小人的异途。他认为，君子之“好生”，主要出于可以借此“修善”，有一日之生，则增一日之善，至死而止；而小人之“好生”，则是出于可以借此“规利”，有一日之生，则益一日之利，至死则止。然而，君子之“修善”，“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众未必与，而君子不悔也”；小人之“规利”，“产业日益丰，居积日益高，众莫不羡，而君子不羡也，非独不羡，盖亦悯之耻之”。[26]

当然，“修善”并非仅仅限于个人道德的完美，尚须落实到“利物”。为此，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以“利物”“利己”区分君子、小人。他说：“君子存心于利物，究也己未尝不利；小人肆行于害物，究也适足以害己。君子于物喜其成而恶其败，然己亦得成焉；小人于物乐其败而忌其成，然己常得败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恶何可不谨？”[27]其实，“利物”与“利己”的关键，还是在于碰到具体事情时究竟是持一种“吃亏”的态度，还是持一种占“便宜”的态度。所以，魏禧认为，凡是“日间每事肯吃亏”者，便是君子；反之，凡是“日间每事便宜”者，便是小人。[28]

第五，若以存心为视角，君子与小人又有宽窄、厚薄的不同。从“心迹”的角度对君子、小人加以论定，王夫之之论可谓别具一说。他说：

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侫以悦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唯见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徼宠，迎人之喜怒哀乐，而自忘其躬。于此审之，忠邪之不相杂久矣。[29]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对小人之心有深刻的刻画，并进而为孔子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名言找到依据。[30]

若以存心为标准，那么，存心则有宽窄、厚薄之分。如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韩如愈做官不依时相，专门在客厅内贴出一副对联，云：“见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东西，方为君子。”[31]言外之意，君子存心宽厚，而小人则存心窄薄。基于此，潘平格并不以传统的以存心之公私区分君子、小人，而是代之以存心的厚薄加以区分。[32]

当然，心是活物，最难把握。单纯从存心之宽窄、厚薄区分君子、小人，显然难免流于缺乏理性审慎的弊端。可见，所谓的“心迹”，还是应该将“心”（内在的精神层面）与“迹”（外在的行动层面）加以有效的区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类的复杂性。君子固然可以做到心、迹合一，而小人通常可以假借仁义以掩盖他们的奸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