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导言
上一章里,笔者指出地方精英的乡土教育活动,是以“乡土”产生的秩序为依据,以恢复整体秩序为目标。然而在那一章里,主要引用了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言行,而对于当时大多数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民众的整合方式,以及以社会教育为活动起点的地域社会观和民众观等,尚未做充分的讨论。所以本章希望厘清地方精英如何接触地方的民俗和民众,直接推动地域整合,探讨他们是基于怎样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但由于这一问题分析对象涉及的范围过大,因此仅就地方精英在吟咏竹枝词中所体现的民俗观,以及他们收集歌谣的意图来解释。[1]
竹枝词向来是文学、民俗学和方志学等研究中被收集、整理和进行分析的对象。虽然在文学研究中,大多被引为旁证,然而竹枝词的作者是在何种情况下、怀抱怎样的意图来吟咏和收集的?以往对此并无深入研究。从方志学角度致力收集和整理的顾炳权指出,留下竹枝词的文人往往是“地方社会里中下层的知识分子”。[2]考察上海周边地区具体的竹枝词作者和作品,可以得知:那些吟咏竹枝词的作者们所透露的,不仅仅止于对文学的嗜好而已,也和整合地方价值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文学角度理解地方精英吟咏的竹枝词,更有必要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及其面对这一现状所持有的秩序理念和活动等加以掌握。
关于传统中国地方民俗和民众的关系,士大夫常以既存秩序的崩溃,造成社会巨变,将其与“风俗”观联系起来反复论述。比如,森正夫和岸本美绪对明末变动时期的尊—卑、良—贱、主—仆等价值观之颠倒进行分析,揭示了明末的社会特质。[3]还有李孝悌的研究,考证了五四运动的开展,可以追溯到清末对民众的启蒙活动,为精英阶层与民众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启发。[4]至于近代风俗、民俗问题,从社会整合角度进行多方探讨的是吉泽诚一郎。根据吉泽的论述,“中国人”意识在以新的身体观、尚武观,进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传统王朝体制所支持的关于文化、社会的各种观念,均在以“文明”名义下被视为“野蛮”和“迷信”。[5]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本章以清末民初江南地方市镇的精英阶层活动和民俗观为个案探讨。之所以选择江南市镇社会,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上述研究大抵以城市社会为对象,故而有必要探讨乡村社会具体发展的情况。二是正如滨岛敦俊所揭示的,江南社会具有县—市镇—村三层结构,市镇也是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交汇之处,而这正是本章所要厘清问题的理想对象。[6]至于选择的个案,是上一章分析过的上海县陈行乡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以传统教育的知识为基础,因推动当地引入近代教育制度而为人熟知,[7]并以独特的秩序理念,在清末民初显示出独有的内涵。饶富兴味的是,他们一方面对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怀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则主张独特的秩序理念。[8]笔者认为,从传统与新时代知识阶层之间存在时代的差距上,探讨传统知识分子的言行,可以为分析社会整合及其价值观的变迁特征,提供极有价值的材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