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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土志所见的文明化和乡土（第1页）

第三节乡土志所见的文明化和乡土

一、清末民国时期江南的乡土志

乡土志在方志学领域虽广为人知，但仅被简单地提及，或旁证利用，几乎没有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研究。[48]针对于此，近年关注清末爱国言论特征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关清末地理学形成过程、清末乡土志中展现的地域性、清末乡土志的编纂过程及题材等的分析著作。[49]尽管如此，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关联、编纂时间和地域区别所产生的差异等问题依旧存在，对此尚未进行充分检讨，也是不争的事实。[50]以下参照已有的研究，概观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编纂的乡土志。

清末乡土志数量若依省别统计，有山东96种、四川52种、新疆42种、陕西42种、辽宁41种。相较于这些省份，江苏有19种，浙江有9种，数量称不上多。[51]之所以清末乡土志的编纂数量会有这些差异，是因为接到编纂命令的地方官员各自的应对方式的区别，还有受到学校教育制度的拓展状况，以及地方志之间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当下通行的看法是，在学校教育制度普及的江苏、浙江两省，由于清末学校教材及地方志已相当丰富，反而并未出现积极编纂乡土志的现象。这方面可指出下列两项特征。第一是关于乡土志的名称。除了以某某乡土志命名之外，还有诸如侯鸿鉴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陈罗孙的《通州历史教科书》《通州地理教科书》，旧卢的《常昭乡土地理教科书》《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等，以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命名的刊物也包含其中，[52]历史与地理分开编纂则是为了应对初等小学堂章程。关于此类刊物名称及体裁的差异，巴兆祥将其分为依据《乡土志例目》的例目派、依据地方志的方志派、采用教科书体裁的教科书派。[53]此外，程美宝则把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之间的差异，视为刊物出版及教科书体裁的区别。[54]江南乡土志中，乡土教科书占有相当比例，是由于许多编纂者在编写的同时，也考虑到能否用于教育的实际状况。由此可见，到民国以后，江南地区编纂乡土志比清末更为活跃。

第二，编纂者具有的社会背景特征。清末乡土志大量编纂的地区，由地方官主导，并得到当地士绅阶层的合作。然而就内容和体裁而言，则有相当大的差别。清末民初江南乡土志的编纂者特征有：1。担任行政官员或议员等公职；2。从事小学教员等教育工作；3。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第一项可举的事例，有《川沙县乡土志》的编者陆培亮，曾在编纂期间担任县视学。另一个例证是《陈行乡土志》其中一位编者秦锡田，如同第三章中所介绍，他曾历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及上海县参事会议员。[55]第二项可举的事例，包括《崇明乡土志略》的作者昝元恺、《陈行乡土志》的作者孔祥百等人都是教员；《奉贤县乡土志》的作者朱醒华和胡家骥，则均为县教育会的成员；《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的作者侯鸿鉴（1872-1961），是竟志女子中学及模范小学的创办人。[56]第三项可举的事例是《陈行乡土志》作者秦锡田及《川沙县乡土志》作者陆培亮，分别参与了县志编纂工作。并且诚如上一节所言，相当多的乡土志材料出自于地方志，便可看出其中展现了当时的地方意识。

顺带一提，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这些乡土志是否被实际运用在学校教育上？乡土志究竟是否应用于教学，我们无从得知，但有几种的乡土志的确与实际教学之间存在关系。《川沙县乡土志》分别于1913年初版、1915年再版、1918年第三版，据说数年间被用作教材。[57]除此之外，如《奉贤县乡土志》中描述“朱君醒华与胡君家骥前曾合编乡土志一册，分历史、地理、物产三刊发。各校用者颇多”，亦可为佐证。[58]并且，在《通州历史教科书》与《通州地理教科书》的封面上，标记有拙劣的汉字“胥以恩”，笔者认为是出自曾经使用过此书的儿童之手。

如上所述，清末江南的乡土志尽管编纂数量不多，但作为乡土教科书形式出版的情况则相当常见，且由担任地方公职的精英人士及教师们主导编纂，这点也可说是民国以后乡土志编纂增加的背景因素。程美宝对乡土志的地方性特征，曾有过启发性的论证。在她探讨清末广东乡土志中展现国家观念与乡土意识之间关系的论著中，反映了汉族内部族群集团间争夺地方空间及利益冲突等社会状况，指出了广东乡土志编纂过程中如何将集团定位且如何叙述等问题。[59]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江南乡土志里乡土与国家存在何种关系，并厘清乡土又是如何存在。

二、清末——陈罗孙《通州地理教科书》《通州历史教科书》

此处以陈罗孙的《通州地理教科书》《通州历史教科书》为主进行探讨。理由是作为张謇主导推动的通州近代学校教育的成果，这两本书作为卓越模范，为全国所熟知，展现了清末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成果。作者陈罗孙在南通的地方志中不曾被记录，所以其经历不详。从教科书中赞赏张謇主导的实业振兴和普及近代学校教育等内容来看，可以断定陈本人是张謇的支持者，或是立场相近的知识分子。通州（民国之后的南通县）虽是整个清末民国时期少有的编纂4种乡土志的地区，但在《（通州）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南通乡土志》以及《南通县乡土志》这三个版本的乡土志内，几乎没有出现赞美张謇的内容。[60]由此对照，陈的著作可间接体现出陈氏本人的立场。

图4-2《通州历史教科书》

至于两本著作的组成，分别是地理上编36课、下编28课、历史40课，总共104课，作为初等小学堂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的教学使用。第四学年起则设定江苏省地理、历史的课程。首先，《通州地理教科书》的内容可分成两方面特征来考察。第一是直观的教授方法，前半部以位置、疆域、沿革等为开端，伴随具体的地名、地形的介绍，展开内容，被认为是模仿地方志的体裁，以反映“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为目标。[61]乡土的事物，乃至“一草一木”都让学龄儿童深感亲近而热爱，是一部以直观理解为前提编写而成教科书。类似的乡土形象，在《乡土志例目》及其他的乡土志中广泛可见。[62]

第二，倡导乡土改良的必要性。地理教科书最后6课几乎都是与实业相关的内容，简洁地提示通州农业、商业、工业、林业、渔业、盐业的现状及其应该进行改良的部分。[63]乡土改良的目标，凡例云“历史以人类进化为主义。此编亦本此双眼，教授时宜以前后比较，俾儿童知天演竞争之概”，明示“天演竞争”生存成为乡土目标。[64]因而，乡土必然会卷入“天演竞争”的过程中，从乡土内部寻找优胜劣败的特质，以此成为通俗的社会进化论历史观，并解释乡土的历史。

《通州历史教科书》共有40课，依时间发展阶段分为太古纪、中古纪、近古纪，从陆地的发现到文明的诞生、春秋时期到明末、南京条约之后到清末新政等历史分期。其中，特别强调所谓“人类进化”观点认识历史的意义，但有8课内容被划分到中古纪部分，是关于“倭患”的部分。饶富兴味的是，在第二十二课的注解中对于倭寇，冠以“今日本虾夷人”。[65]参照历史事实而言，这不过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但就展现日本“劣种”阿伊努人的对抗关系而言，可以观察当时如何传授人类存在的“优胜劣败”的具体情况。[66]关于因倭寇导致的损失、被害以及通州社会的反应，5课的内容中予以描述，并在后面概括如下：[67]

吾通迭经倭患。一时虽不无恐怖，自过去观之，未始非增进人智之具。历史上固有外族侵略，适为输灌文明之媒介者。吾通于倭亦然。今结其三要点如左：

种族思想前此群居杂处，无所谓种族思想也。自有倭寇，人民始知外人残虐。因返观而有种族之感情。

公共观念自经此变，人民稍知爱群、团结排外。

尚武精神咸同粤匪之警州人率铸兵器，以俟决斗可见。

倭寇侵略的危机，以民族感情团结，及对乡土的“公共观念”“爱群”的情感、“尚武精神”等一系列在清末被认为是通州人需要的资质来描述，非常具有特色。在突出中古纪时代通州人具备了面对外患抵抗的素质及意识，目的是为了能有效理解之后近代的部分。第三十六课的新通州中是这么说的：[68]

扬子江流域，已入英人势力圈，吾通上趋宁省，下驶沪闽，气管孔道，尤为外人所必争。英人自挟经济政策，扼我死命，设不变更，吾乡之人，不十年必穷饿死。吾通人蚩蚩鼾睡也。自张先生季直起，推爱国者爱乡，振臂一呼，有雄鸡震旦之概。

接着，介绍了通州实业及教育推动的傲人成果，以赞美最近的“发达时代”通州变身成为新世界进行最后总结。

以上探讨《通州地理教科书》和《通州历史教科书》的组成及其内容，总结有几点特征。对编者而言，乡土将卷入“天演竞争”的必然过程，为了生存，文明化的资质——特别是公共心及“爱群”情感等素质被赋予乡土内部。乡土志的意义是发挥通州人原有的资质，培养爱乡心，进而发扬爱国精神。

三、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昝元恺《崇明乡土志略》，沈颂平、秦锡田等《陈行乡土志》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乡土志，对乡土教育的必要性有过相似主张的，可举《崇明乡土志略》及《陈行乡土志》。前者原本是以崇明县乙种商业学校第一学年为教学对象，所编纂的乡土地理教育课本，之后作为高等小学第一年及国民学校第四年的教学使用。由于情况较为特殊，因而不同于一般乡土志40课左右的篇幅，这本教材以24节组成，包括“粮赋”“额征”“赋税”“关税之沿革”“货物税之由来”“杂税杂捐”等税务相关的教学内容较多，为其独特之处。[69]以沈占先署名的文章之中，陈述《崇明乡土志略》的意义如下：[70]

教育贵有实用。实用者即谓各科所授之教材，须乎适乎社会之生活也。地理一科，本在在与吾人生活有关，而乡土之关系尤为密切。盖小学校中之儿童，未必皆远到之材，其大多数为营生于地方之普通国民耳。苟不授予以适切之乡土智识，而侈谈域外，以务高远，无论髫年学子，未必尽能领悟。究于将来实际生活上有若何之关系乎？昝君胜存有鉴于此，特编是书，以飨后学。尤于物产、实业等项，再三致意。俾学者一方收得本乡地理之观念，一方略知社会生活之状况。庶出校后，或就农或就商，皆得所依据，而不致扞格不入。

乡土教育的意义，被定义为能否呼应“实用”及“实际生活”，有关乡土外“高尚”的议论，则被视为是与“乡土知识”相对的部分。就像施祖恒的序言中讽刺地指出：“今之历史地理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口讲指画，原原本本问以乡邑间日常应知之事，则瞠目不能对。是犹识华盛顿、拿破仑之为人，而不能举其高曾之名字也”，这里明确地揶揄不以地方为本，展现出对抗“高远”的议论的意识。

同样的对抗意识也出现在《陈行乡土志》中。相对于大多数乡土志以县为单位，《陈行乡土志》则是以乡为单位的稀有乡土志。《陈行乡土志》的编者除了符合先前列举的三个条件特征外，由于他们自身也遗留下若干史料，足以追索乡镇级精英阶层引进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后的活动，以及教育观念的实际情况。[71]其中一位编纂者孔祥百对爱乡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说的：[72]

空谈爱国之士，读各国书，睥睨一世，问其本乡土一二掌故，则瞠目不能对。夫爱生于情、情生于知。不知其乡何能爱乡？不爱其乡何能爱国？

相较于《通州历史教科书》将新思想原封不动地引进乡土教育的知识之中，《陈行乡土志》则有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20世纪1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高扬使得各式各样新思想大量涌入地方社会，同时也出现了批判外来学术知识和论及“爱国”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在对抗意识之中主张培养爱乡心，认为这才是真正能孕育爱国心的方法（有关乡土志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详述）。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祝志学《诸暨乡土志》

依笔者所见，南京政府时期编纂的乡土志数量虽不多，但以现今的观点来看，却出现了相当完整的教科书体裁，并与传统乡土志明显有别。这里以浙江省的《诸暨乡土志》为例。[73]此书1934年由诸暨县教育局出版，极有可能使用于实际的教育之中。由于教育局出版的背景，加上第三课《县政府县党部和县法院》中对县政府及县党部关系的说明，以及第十七课《地方自治的历史》提到地方自治与训政宪政的关系，可见本书基调是反映出党国体制推动国家统一时南京政府的情况。《诸暨乡土志》除了包含许多与过去乡土志相异的内容外，也出现了与过去共通的乡土观念。以《我爱我乡》为题的文章中，诉说对乡土之爱的必要性：[74]

开学式上面，金校长滔滔地说了许多话。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救国须先爱乡，爱乡是我们爱国的起点。中山先生也说过，中国人要恢复民族主义，要以宗族团体和家乡的基础为团结的基础。那末，金校长的演说，也可以说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为什么在今天说出这番话来呢？怪我们不注意家乡的事情吗？怪我们不知为家乡谋兴革吗？叹国难临头，要想唤醒我们，以爱乡为爱国的入手吗？

……诸暨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先辈为了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艰难。我们生长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这里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多少都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怎能不热烈地爱护呢？在过去，我们纵口谈国家大事，倒反把自己周围的事忘记了，这实在是错误的。

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的“国难”，乃至挽救华北的危机，都关联到爱乡爱国精神的扎根。各课结尾为了使学童能充分理解要点，还预备了若干问题，包括：“一、为什么爱乡是爱国的起点？二、为什么校长的话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救国应该怎样去干才对？”这三个问题强调通过宗族、团体及乡土之团结，恢复民族主义与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张等，尽管过去的乡土志中并无这些特征，但这里也强调扶植爱乡之心将直接有助于扶植爱国之心。

以上我们把清末民初乡土志的编纂意图及乡土意识，大致分成三个时期。虽然对于构成爱国基础的思想和政治体制存在不少差别，但可以发现：爱乡与爱国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具有共通性。并且，爱乡心也是依照这样的思考，有其共通性。诚如《通州地理教科书》描述“如某地教授乡土地理历史时，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以为教此课本之预备”[75]那样，乡土教育中采用“直观”的方法。乡土事物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从日常生活开始都能深感亲切，前提是以学童能直观地理解，并热爱其乡土。再者，《崇明乡土志略》内对作者昝元恺的教育活动，有如下的评价：“其视崇明一邑犹其一家，其视崇明之学生犹其一家之子若弟”，将乡土比喻为家人的方法，也较容易使乡土与个人有共同性和一体性。[76]这样从乡土扩大到国家的方法，是基于个人一体性向外扩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