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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我是相信人生的因缘际会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潜藏的暗线将人的命运连缀在一起，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念头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显现出它的意义，而当时却浑然不觉。我在2002年来到北京念本科之前，一直在豫东南的一个小乡村中生活、成长，乡村生活之于我，就好似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液一样。到了北京，开始过着一种繁华、喧嚣、忙碌的都市生活，可我却时常想念起故乡的宁谧、平静甚至是百无聊赖。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坚韧不拔，如此源远流长，其奥秘正在于这种已内化为日用而不知、无需文字记述、近乎静止的乡村生活所达致的“静水流深”。要理解中国历史、要理解中国文化，需要回到乡村世界里去，尤其考虑到眼下正被“城市化”日渐摧毁的乡村旧日生活，更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去记述、去研究、去保存那些乡土记忆。从踏入史学大门以来，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与乡村世界有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计划也多与之相关，对我而言，乡村并非仅仅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那也是我个人经历和感悟的再现，一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洞悉之感，这大概也是一种“指引”吧。

这部书稿是我在2011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清代县辖政区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把这部书稿献给我的导师华林甫教授。从本科三年级写作学年论文开始，我在华老师指导下学习，至今已有十年，接近我人生的三分之一，所受教益，一言难尽。华老师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高，华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学生们似乎总是怕他，在交作业或报告前总是提心吊胆的，但同门之中，无论入学前习惯如何，毕业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做事踏实、认真的人。化伟大于平凡之中，不得不说这是华老师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财富之一。2008年为了让我们接触到学界前沿信息，华老师带所有同门一起坐了一通宵硬座到武汉旁听历史地理年会，那是让我回想起来感到的最温暖的记忆之一，也许这就是所谓“师道”吧。

我在系里和所里接受了完整的历史学教育，上过多数老师的课程，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课堂上获取的，我要感谢这里每一位老师曾经对我的帮助，尤其是黄兴涛、杨念群、夏明方三位老师对我学习、工作的诸多鼓励和帮助，拳拳于心，没齿难忘。

在参加《清史·地理志》项目过程中，经常参加项目组的研讨，受复旦大学邹逸麟、傅林祥、杨伟兵、段伟等老师的教益甚多，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也是受到这个项目启发。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魏光奇教授、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赵秀玲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树峰教授参加过我的开题报告或论文答辩，他们的意见对拙著的写作和修改，启发很大，感谢他们。在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兼职工作期间，得到郭成康教授的诸多指点，也受到很大锻炼。

2009年和2015年初我曾两次赴台访学，得益于政治大学文学院周惠民教授、李素琼助教，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院长、陈维新研究员、林天人研究员，中研院陈宗仁研究员、林玉茹研究员帮助甚多。吴修安、许富翔、张正田等好友给过我很多在台生活上的帮助，还曾有机会到修安学兄的台南老家做客，和他们聊天，常常感觉到时光流逝过于匆匆。

杨念群教授与谭徐锋主编允准将拙稿纳入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实令我诚惶诚恐，宋旭景编辑对拙稿做了大量细致的编校工作，刘传飞博士帮忙审阅全部书稿，一并致谢于此。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清史研究》、《史学月刊》、《新史学》（中华书局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收入本书时均做过不同程度的修订。本研究曾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支持（12CZS077）。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规划，本书被编为甲种第五号。

前些年外婆的去世，留给我无尽的悲伤。在我人生成长的路上，外婆给过我全部的爱，这些年来京读书，不能经常回家尽孝，至今仍然悔恨。外婆不识字，也从来没有去过比娘家更远的地方，她只听人说北京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经常会看着蓝天，问别人北行的飞机是不是就是飞往北京的。我在党店二中读了三年书，外婆也给我做了三年午饭，用她从小就裹起的小脚送了我整整三年;感谢我的母亲，辛苦操持这个家，为了子女的成长，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她虽然只上了一个月学，识得一二十个字，但“中国”、“人民”、“大”字都认识，不知这是不是我来人大读书中那些冥冥未知的缘分;感谢我的妻子张艺琼女士，默默支持我这“不接地气”的学术研究工作;女儿筱筱的出生带给我很多欢乐，也更加体会到“幸福”一词的意义。

作者于大兴寓所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