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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县辖政区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再论佐杂的司法权限（第1页）

三、南部县辖政区的“典型性”与“普遍性”:再论佐杂的司法权限

南部县县丞与巡检司各划辖区并负有较多行政职能的案例在更大区域内，是否依然具有适用性，是一个透视清代县辖政区行政职能及其基层管理方式的窗口。尤其需要保持警惕的是，南部档案中呈现的大量县丞、巡检司承担行政职能的案例，虽确凿无疑，然而，如果翻开《南部县志》[50]，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关于上述种种县辖政区的情况，方志中无一语记载。这同样提醒我们，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方志几乎是我们观察该地域县辖政区的少数几个乃至唯一来源。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警惕，方志中缺少记载也许并不代表这些县辖政区的无足轻重。更大的可能是，它们在历史构建中“失语”了。依据零散的资料构建出的其他地域县辖政区及其行政职能，虽然只是对历史微弱的反映，但已足以使人惊讶。

制度规定“佐杂不准擅受民词”与实践中佐杂普遍分区受理词讼之间是一个介于公开与半公开的“潜规则”。“潜规则”运行既久，以致连佐杂乃至其上级机关、“读律老手”都把佐贰受理刑名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反而对“质疑”表示怀疑是否是读律不熟，如巴县县丞的例子。巴县是重庆府附郭县，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史载其“东连荆楚，南接牂牁，人烟稠密，水陆冲衢，实为川东巨镇中权扼要之区”[51]。故职官设置亦须严密方可保障严控态势。初巴县仅有知县一名，雍正七年时连设白市驿县丞和木洞镇巡检[52]。该县丞、巡检均各有分辖地面，从档案中知，县丞、巡检参与了大量地方刑名案件的审理工作。然而咸丰年间却有巴县民人状告县丞擅受民词。巴县正堂收到该县文生状告白市驿县丞擅受民词之事，随即转饬该县丞查照牒复。八月初四日该县丞在牒文中满腹委屈:

敝分县察该生词称擅受各案等语，敝分县察白市驿分县衙门有分驻之责，额设仵作名半，遇有一切案件，例准就近管理，何为擅受?况该生所控各情俱系空言，毫无实据。

不仅县丞感到文生刻意强调“佐杂不准擅受民词”是刁民健讼之举，就连重庆知府也感到奇怪，“国家设官分职，凡以治民。巴县县丞分驻乡间，例有应得审理案件，该生等未经读律，毫无所知，但见县丞准理民词，概指为擅受，殊属纰漏。”[53]

有的佐杂由于具备了几乎所有州县职能，被视作与州县并无区别。前引贵州永丰州册亨州同、罗斛州判，因有钱粮、命盗专责，被认为“与州县不殊”。再如“陕属延安以北，地方广阔，有延半陕之说。其习俗悍野，鲜知礼义，棍徒更多妄行，官设三厅，止司塘站，而地方事则杂用州同、县丞、经历、巡检等员主之，谓之堡官，凡钱粮、词讼皆堡官所理，其职任与正印官等”[54]。

当然，尽管佐杂分理钱粮、词讼往往是出于特殊情势的考虑，通过个别授权的形式得以获取。但如果说民间细事的受理，是在清代制度设计中本来就可以放开的“口子”，征收钱粮也只是个别地区、个别佐贰的特殊职责，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佐贰受理命案，是不符合甚至可说完全违反典制。如前述册亨州同、罗斛州判，虽在设立之初，获得命案审理权，在清代极其罕见。在乾隆年间就受到贵州按察使高积的质疑:

惟接收卷内，查有册亨、罗斛、大塘三处分驻地方，凡遇命盗重案，俱系该州同、州判承审。揆之慎重刑狱之义，似有未符。随查黔省向因地处苗疆，与别省情形不同，原有分驻审理之事。但细核通省有分驻州同二员，州判三员，县丞七员，内除独山州分驻三脚垄州同一员及永从等县分驻县丞七员，俱止令其就近征收地丁银米并审理户婚、田土细事，如遇命盗案件，无论地方远近，仍令该管州县承审。又普安州分驻黄草坝州判一员，遇有命盗等案，亦只令其就近验勘通报，仍归州审。惟永丰州分驻册亨州同一员、定番州分驻罗斛、大塘州判二员不特地丁银米及田土细事，令其经征审理，即命盗重案亦由该员承审解州，与通省体制不归划一。

尽管高积承认，“分设之时，或因地处苗疆，离州稍远起见”，但毕竟命盗重案，仍须慎重，且上述三员州同、州判审理以后，仍要交州解府审转，比别的县份多一层级，因此奏请将命盗之权收归永丰、定番二州[55]。

事实上，佐杂官从事司法活动不仅不是非制度性的变通之计，反而正是国家明确授予的合法权限。以往学者往往将佐杂官的地位视作无关紧要，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就是根据清朝的律令条文，佐杂官作为非正印官，很难合法地参与到“刑名钱粮”这些最重要的行政活动中。这种说法表面上看很有道理。“刑名钱粮”是州县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其最重要的权力。问题是:制度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行的却是另一回事。佐杂官真的不能从事“刑名”活动吗?现存保存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南部县清代档案中因收录了若干县丞、巡检司的原始司法文书而备受研究者瞩目，其中大量佐杂官直接参与地方诉讼的行政实践，已足以彻底否定佐杂不能承担“刑名”案件这一论说[56]。南部县的案例当然并非孤证，反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案例而已。

嘉庆《大清会典》规定“凡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户婚、田土之案，皆令正印官审理”[57]。雍正十一年还谕令凡佐贰擅受民词，不仅该印官要受惩处，即使是到佐杂衙门呈控者也要杖一百[58]。中央政府曾多次谕令禁止佐杂官擅受民词，但换位思考，这些禁令恰恰反映出佐贰受理地方诉讼是如此普遍，根本无法得到扼制，以致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制止。

无论从官方政典中，还是地方司法实践中，似乎佐杂受理词讼并非总是受到限制，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证明这种司法行为还曾得到官方的认可，只是受理范围有大小之别:

第一种，可处理赌博、奸匪等案件，但户婚、田土不予。如山西西火镇县丞、虹梯关巡检、石城里巡检，“各分定经管地方，凡该管村镇奸拐、邪教、窃盗、赌博、打降、私宰、私贩、硫磺等项，一切违禁犯法之事俱责成该员等就近稽查盘拿，仍归该本县办理完结。其户婚、田土等事不得违例管理”[59]。

第二种，可审理户婚、田土案件，命案不予。如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分防峡阳县丞、建宁府瓯宁县分防岚下街县丞，“所有离县辽远，附近峡阳之寿岩、吉田、塘源、建兴、梅北、安福等里额征米银，及附近岚下之梅歧等十六图渔课，请归该县丞征。嗣后田亩买卖推收，长远分隶;命盗事件，仍由县审转。户婚、田土等项，责成县丞审理。”[60]

第三种，可审理命案。如雍正年间，贵州永丰州册亨、罗斛地方，“甚属辽阔。一切命盗案件，俱系知州办理，未免稽迟，请铸给册亨州同、罗斛州判关防各一颗，令其专司，仍令该州兼辖。应如所请。从之”[61]，可见州同、州判可专司命盗案件，而知州只是“兼辖”而已，以致“虽系佐杂，均有钱粮、命盗专责，实与州县不殊”[62]。

上述三类至少还是经过官方授权的“合法行为”。至于介于制度合法与民间认同之间，基层社会长期有效运行的佐杂从事刑名案件更是举不胜举。在清代一本教导佐贰为官之道的《佐贰须知》里就记载了如何向知县请求批给案件审理的要诀，“凡属员离城甚远，其词讼已得钱而欲堂翁允行者，不能亲身至县面见堂翁，详文之外用禀帖恳求，切不可写钱若干，堂帖内惟着力恳求，则堂翁自不言而喻”[63]。再从《刑案汇览》中略举山西、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案例，不免挂一漏万，但从中仍可看出佐杂从事刑名案件的普遍性:

山西《图产告逐归宗致令气忿自尽》:“晋抚题:潘通因索欠图产控告潘四小子，致令被诈气忿自尽一案。查佐杂擅受民词，滥差传审，致被控者自尽之案，是否系该员有意婪索，或差役诈赃吓逼，承审各官自宜悉心研究确情，按律惩办，方足以肃吏治而儆奸蠢。此案潘通因代潘四小子充当催粮总头，垫用饭食盘费钱二千八百文，向索无偿，致相争吵。潘通气忿，以潘四小子系伊小功服兄潘生法抱养异姓之子，起意将其告逐归宗，图得财产，即赴巡检衙门具控。”此案中佐杂受理刑名案件尚属违例之举，故判词称“臣等详核案情，潘通告逐潘四小子归宗，该巡检即不应违例擅受”[64]，但从潘四小子“即赴巡检衙门具控”所呈现出的“自然状态”，可以看出巡检受理刑名在当地是如何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的。在山西司呈报的另外一起案件中，判词中甚至不再出现巡检受理案件为非法的说辞，“晋抚题:谷名海诬告杨存礼，致证佐杨存智疯发落崖身死一案。详核案情，谷名海借欠杨存礼莜麦无偿，杨存礼向索，谷名海与杨存礼争吵揪扭，谷名海之母听闻趋劝，自行失跌，谷名海用铁火筋亦自行殴伤，诬捏杨存礼推跌伊母，并将伊殴伤等情，令伊弟谷蓝从子赴该处巡检衙门具控。该巡检讯以有何见证，谷蓝从子因谷名海告知伊母被跌，系杨存礼之弟杨存智扶起，遂以杨存智作证，该巡检签差宋幅等传唤”[65]。

福建《弓兵听贿纵犯致犯愁急自尽》:“福抚咨:弓兵吴琳听许差礼，私行纵犯郑章明自缢身死一案。此案郑章明因窃取曹氏衣被等物，被曹氏查知，赴巡检衙门控告，经该巡检饬差弓兵吴琳、杨钦拘讯”[66]。

江西《巡检擅受弓兵吓诈致酿人命》:“江西抚咨:弓兵王禄等向曾廷涟诈赃，并钟万选逼迫曾睢氏自缢身死一案。……此案钟万选与王禄等均充巡检衙门弓兵，因年已七十一岁之曾睢氏之子曾廷涟在河内筑有陂椿蓄水灌田，有曹琴等承买雷姓公山树木，扎排下河，将桩碰坏，曾廷涟不依拦阻索赔，维时雷相和等因分树价不清，亦将木排阻截，搬至岸上堆放，曹琴随以雷相和等拦抢木排等情赴巡检衙门具禀，并将曾廷涟牵告。”[67]

佐杂受理词讼之普遍甚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预料。为此，道光年间还曾专门下发上谕，其中依据四川一省的情况，已可看出基层司法中佐杂受理词讼是如何的普遍: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谕:前据给事中朱逵吉奏川省佐杂擅受民词，差役唆讼勒索，当降旨交汤金钊等查明惩办。……复有三台县等州县佐杂擅受被控三案之多，可见该省积弊相沿，未能尽除。所传失察之总督藩及该管各上司均着查取职名，交部照例议处，各省佐杂人员，官职较小，流品不一，例不准擅受民词，致开藉案讹诈之渐。其所设差役例有定额，不准挂名滥充，原以防见事生风藉端勒索，今四川一省如此，恐他省亦所不免，着各直省督抚通谕所属地方官，凡有词讼概不准批发佐杂衙门审讯，佐杂微员亦不准私自擅受，倘有前项弊端，由该管道府认真查察，有犯必惩，从严参办。至州县及佐贰等官于额设差役外，如有滥设挂名差役，即行查明裁汰，免滋扰累。经此次谆谕之后，倘再有佐杂擅受差役索诈各案，一经查出，或有人参奏，定将该省督抚藩臬各上司一并严惩，决不宽贷。钦此[68]。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屡次严禁佐杂擅自受理词讼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地方社会往往通过一些变通方式来实现，湖南湘阴县就有这样极为有趣的案例:

案定例不准佐杂官擅受民词而乡里争讼就巡检典史审断，所费无多，民甚便之。会藩司涂宗瀛申明佐杂擅受之禁，于是籍查团谷为名以资调剂[69]。

所谓“团谷”也即是湘阴县各团局的社谷而已，同治十三年知县就曾遣县丞、巡检、典史分团查验，以查验“团谷”之名而行受理民词之实，官方禁令于此实现了无声的“抵制”。或者虽有案例，但通过对“特殊情况”的诉说而实现了变通，如浙江黄岩县乌岩县丞:

查佐杂原不准擅受民词，惟乌岩一带近处离城四五十里，远处百余里不等，民间冤抑不赴公庭，强者挟刃，弱者吞声，劣衿武断，汛官营私，由兹而起。今移驻分防，应请该管庄内有关斗殴、赌窃、奸私、索诈及户婚、田债事，罪在枷杖下者，或被禁喊求押放等归县丞办理结后，移详备案。至徒罪以上及命盗案件仍由县审勘，不得搀越[70]。

以“为民”的名义而实现了对官方禁令的消解，甚至是“帮催粮赋”之类官方同样禁止的事项一样在“乡民惮于远涉、柜完甚少”的名义下而得以纳入县丞权限之中。类似的案例相信并不在少数。香山县小榄镇李如璠的经历也证实了官方对于杂职受理民词的默契:

李如璠，字宝林，小榄人。……初赴建始，时施南顾太守以严明著。如璠偕同僚进谒，顾诘曰:“尔等杂职有擅受民词者否?”众不能对。如璠曰:“实不敢欺，杂职若不受民词，下情何有上达耶?”顾色变，同僚咸为如璠惧。如璠自若。顾曰:“民词可受则受。”由是重之[71]。

知县官对佐杂官从事司法事务亦是默许状态。《佐贰须知》中就恰如其分的记载了佐杂官未获得授权而如何巧妙从知县处获取审理诸如户婚、田土大案权限的秘诀，“凡赌博、酗酒、窃盗、奸拐、私宰、忤逆、斗殴、私盐等事，户婚、田产非应理之事，内有牵带赌博、拐骗等项，堂翁相好，亦可准究，必须与幕友斟酌，方免上司翻驳。总之，欲近利先远害，此秘诀也。”当然，在用词上亦要讲究，“凡词讼，应准者，不必批;准详者，当准[案:疑为斟]酌批语，恐日久翻案，来吊[案:疑为调]原卷。如忤逆，则准批究;失窃则批差缉，奸拐则批准详夺。如事稍重，则批内加详字。”[72]

对于佐杂是否应受理刑名词讼，清代确曾有过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佐杂不准擅受民词不应当是一种“一刀切”的刚性政策，而应当区别州县繁剧程度予以变通。早在雍正年间，太常寺少卿唐遂祖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

奏为请令繁剧州县酌试佐贰协办词讼以清案牍事。伏查外省府州县有正印官，即有佐贰官，所以助正印官之不及也。我皇上留意人才，拣送佐贰杂职，悉行引见试用，所以鼓励者甚厚。今因雍正十一年三月左副都御史臣史在甲条陈内称:印官每月批发佐贰词状，或一二张，或三四张，名为照看，两造行贿说合，比擅受民词为更甚，请嗣后印官词讼不亲审理批发佐贰者，一经发觉将印官从重议处等因。经部议覆通行在案。臣愚以为其中事理似有宜加分别酌定者。盖府州县地方大小不同，事之繁简亦不同。简僻之地词讼无多，印官自足办理。若地届冲繁，势实不能独理。如概禁佐贰协办，其所准词讼必至经年累月沉搁不结，即或批发乡约地保处，覆袒护偏，向百弊丛生，否则于户婚田土概不准理，以致民冤不伸，寻衅殴酿成命案者有之。臣请更加分别酌定地简讼少者，仍不许佐贰官代理。若地处冲繁，凡田佃斗殴户婚交易等事，许于佐贰贤能之员批发协办，但所批发案件，州县则按季报府，府州则按季报司以便查察[73]。

此奏已看出清代地方案件必非正印官一人所能署理，故奏请超越对佐贰的“不信任感”而从地方具体形势出发给予佐贰独立而受约束的诉讼审理权。然而，整个清代并未在典章制度上实现对佐贰受理民词的“合法性”。从具体行政实践中，可以看到清代在设置佐贰时，单独给予受理刑名的权限由“例”而实现了分防佐贰司法权力的“合法化”，也是上述奏议一条现实的实现路径。

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巡检司“合法”获得司法权力仍然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法律上也未明确为县下一级层级，故在地方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岐控”现象，在南部县档案中有相关记载。有些地方禁止民众擅自通过巡检司而直达知县，如江苏省武进县，“阚疃司巡检邓廷彩有吏材，令寰阚疃司民，毋得越控，巡检司不能断，乃以其状上而听之，民始惧其猛，继乃大悦。至生辰献土物以贺，肩担手提，绵延十余里，只鸡斗粟，充积中堂。”[74]

到了民国时期，关于县佐是否应授予词讼权力，依然延续了清代的基本政策。惟有云南省，因地处边陲，县域广阔，诉讼往返需时，故特予变通，准由距县二百里以外，确系交通不便者得由该管县知事酌量情形，详请高等审判厅长委任该县佐暂行兼理该管之民刑初审案件，但该县知事仍应同负其责，还特别规定“各省拟请不得援以为例，庶于变通之中仍寓限制之意”[75]。同年七月，陕西平利县镇平县佐亦奏请援照云南例，“兼理词讼”，但遭到否决[76]。但此后，该例的执行显然有所动摇，同年十一月新疆昌吉县呼图壁县佐请兼理司法就因“新疆近属北，与腹省情形既殊”的名义得到批准[77]。此后“破例”现象逐渐增多，如1921年黑龙江黑河道呼马县所属倭西门县佐[78]、直隶宁河县大沽口海防县佐等均获得兼理民刑初级案件的权限[79]。

[1]前揭吴佩林《万事胚胎于州县乎:〈南部档案〉所见清代县丞、巡检司法》一文已利用过部分《南部档案》对南部县县丞、巡检司的司法运行做过探讨。本节内容将利用更多《南部档案》内容，讨论其行政职能，补充谈论其司法功能，并兼及南部县的案例在全国各县辖政区中的普遍性与典型性问题的探讨。

[2]《清世宗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己巳，723页。

[3]四川布政使赵弘恩雍正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9~10页。

[4]雍正《四川通志》卷28中《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