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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研究史料评述与总体思路（第2页）

就具体方法而言，本书将以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史研究为视角，注重吸收传统沿革地理长于考证的特点;注意尽可能地利用档案资料，尤其是县级档案;注意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之间的背离性;力图将传统政区研究与区域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避免将政区研究与区域社会发展割裂开来的倾向;注重表格运用、地图绘制在本项研究中的重要性。

[1]如杨国桢就认为“选择清代行政区域作为社会经济区域划分的基础，既是学理的，又是功利的。它比以自然地理区或经济区、人文社区为基础，具有更强的综合性、比较性和效益性，更符合本学科研究的要求，最为合理可行”，见其《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比较重要的挑战来自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所展现的以市场为基础，将中国分为若干大区的“巨区理论”;近年来，部分学者呼吁以流域为中心展开区域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相当程度的重视，见王尚义、张慧芝:《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流域问题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科学研究解决流域问题》，《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9日、21日、25日。

[3]代表性论文有: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乔素玲:《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陈贤波:《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胡恒:《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程森:《雍正年间山西民众“闹县”与县级政区调整——以临晋分县为例》，《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等。

[4]该领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大册为代表，近期则有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系列丛书，已接近全部出版。

[5]现有研究思路大致趋向于两种取向:一种是制度史研究，如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侧重于被概之以“乡里”的制度衍变;一种是基层组织史研究，以台湾学者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一书为代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该书对清代台湾乡治组织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

[6]周振鹤曾提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不研究县以下的区划。但这并非表示县以下区划的研究不重要，只是因为研究起来有诸多困难，而文献资料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困难之一。这种困难并不只发生在中古时期，甚且对明代的都图制度，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也都远不够深入。”见周振鹤、陈琍:《清代上海县以下区划的空间结构试探——基于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历史地理》第二十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余蔚:《宋代的县级政区和县以下政区》，《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黄忠怀:《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9]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0]吴滔:《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1]游欢孙:《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辑。

[12]张研:《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13]张研:《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

[1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5]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载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6]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

[17]刘君德等:《中国政区地理》，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8]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5~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9]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收入《乡土重建》，载《费孝通文集》第四卷，343~364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0]民国《顺德县志》卷1《舆地略·十区缘起》。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两江总督端方等奏，档号:03-5095-034。以下凡未特别指出者，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

[22]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414~4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3]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414~4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4]史卫东、贺曲夫:《中国的“统县政区”与“县辖政区”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改革》，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关于县辖政区的部分，贺曲夫以《县下辖市与推进自治:我国县辖政区的发展与改革研究》为名，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出版。

[25]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

[26]温铁军这一思考较早公开刊登在《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当时称“皇权不下县”。

[27]《吕思勉读史札记》，10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8]傅林祥:《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