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序（第1页）

序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二级学科，既是历史学的专业，也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学科体系，笔者归纳为理论与方法、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图编绘五大部分[1]，据统计目前已有28个分支[2]。

追溯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它脱胎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专注于疆域、政区、水道等专题探索，起源很早[3]，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4]，清代日臻完善，民国以来逐渐形成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尽管目前历史地理学已经很发达了，沿革地理部分仍很活跃。

就以传统政区研究而言，以往都侧重于大的研究。这个“大”，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时间上的整个朝代研究，二是地域上的大尺度研究。不可否认，政区沿革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区研究从朝代尺度转换到年代尺度，是周振鹤先生的贡献[5];从全国研究走向区域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往往与地方史难解难分，而实际上从全国视野来观察具体某某郡县沿革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尽管政区研究成果很多，但与历代地理总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舆地图的丰富程度相比，显然远远未达到极限。有人认为，既然政区研究领域如此成熟，应该去加强、甚至开辟其它分支领域，而不必留恋于旧有领域;但笔者认为，政区研究是一个在更高起点上有望取得更大成就的学术领域。

就目前而言，政区研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大而言之，有三:一是古今结合不够，二是县以下研究不足，三是边疆区域的政区研究薄弱。在此，只对前两个现象略说一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今政区的因袭、变迁，与历史时期一脉相承，学科划分人为地割断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区演变史:研究古代政区属于历史学，研究现代政区属于地理学。历史学是文科，地理学是理科，于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分属了文、理两科，显然不合理。我们今天研究政区，要进行古与今的无缝对接[6]。因此，从政区沿革到政区地理，还有漫长的道路。

再说县以下政区。按照《宪法》规定的政区层级，目前实行省、县、乡三级制。省级政区包括普通的省和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县级政区包括普通的县、自治县、市和部分市辖区，乡级政区则主要是乡、镇。当代政区可以研究到乡镇，甚至行政村;但因史料的局限，历史政区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县级及其以上的研究，县以下研究实属凤毛麟角，尽管可能会有汉唐宋元明清京师或大都会附近的乡里复原研究，但此类研究永远无法覆盖整个国家。因此，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成为一个古为今用的瓶颈。

笔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求学，那时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以沿革地理见长;后来，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从事地理学博士后研究，得以窥见政区研究古今结合之门径。现代政区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不仅有对省市县乡的理论研究，也有特定区域的政区规划，更有大量县以下的研究。以理论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设市模式实践，有切块设市、整县改市两种主要模式，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刘君德教授撰文认为，可以进行县下设市的尝试[7]。

先哲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临现实的困惑，必然要追溯历史上的源头。那么，历史上的县辖政区，又是何种情景?

十余年前，胡恒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我给他们班大三时讲授历史地理学概论课。胡恒学习很用功，善于思考问题，经常提问，与我探讨，体现出对历史地理学的浓厚兴趣，后来读研、读博一直在我名下。曾记得还在他读研时，我去参加某兄的学位论文答辩，论文指导教师是刘君德教授。该学兄的研究主题是当代县以下政区研究，论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历史时期情况往往语焉不详，主要原因是对历史文献的隔膜，对历史场景的生疏。显然，要求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一下子对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引用驾轻就熟、研究熟能生巧，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后，刘君德教授跟我说，人民大学能不能展开对历史上的县辖政区的研究?当时，我就一口承应了。

回北京之后，与胡恒说起这件事，他兴趣很浓。因县辖政区也是一个宏大命题，历史时期的研究也要分时段、分地域、分性质的研究。事有凑巧，本世纪初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笔者有幸参加邹逸麟教授主持的《清史·地理志》工作，承担三省撰文。为了锻炼学生的学术能力，我安排三位研究生撰写山西，胡恒分工山西中部。笔者知道，以往一些学者参加集体项目，往往完工了事，做完之后就不再去思考;但胡恒并非那样，他一边研究、一边思考，待山西文稿完成之时，一些考证也完成了，进而若干篇论文的构思也在酝酿之中，真是应验了竺可桢先生“既出成果、也出人才”的高见。于是，硕士论文的选题在时段上选择了有清一代，专题上选择了巡检司，地域则覆盖全国。由于问题意识强烈，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加上文献功夫很在行，当年被评为清史所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对同一个学术领域的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必然会有收获。读博期间，胡恒又提出对“皇权不下县”命题的质疑。本来这是一篇课堂作业，受到杨念群教授青睐，刊发于《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全面、系统研究了清代县辖政区，在《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于是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三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一致获得好评。

本书就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进一步探索的结晶。他以历史地理学与相关学术领域紧密结合的视阈，聚焦少有人涉足的清代“县辖政区”专题，大海捞针式地爬梳地理志书、档案、实录、政书等史料，对“县辖政区”做出精湛的实证分析，质疑“皇权不下县”更是振聋发聩，从而推出对清代基层社会治理全新的阐释，其论述不仅大大推进了该专题的学术进步，而且翻新了学术界“行政区划”要素理论，结论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

更多的评议，就不用笔者叨絮了，留给读者自己去评判。笔者要强调的是，像胡恒这样按部就班，一步一个台阶地读书、研究，基础扎实又肯用功，善于思考又勤于翻检档案的，日后必有所成。

是为序。

华林甫

2015年5月

[1]拙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第一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2]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述评》，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3]专指地理的“沿革”，始见于《三辅黄图》。说见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

[4]侯仁之院士认为:沿革地理“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第276页“历史地理学”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5]从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到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周振鹤还著有《中华文化通志·地方政治制度志》、《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两书，普及读物有《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体国经野之道》等。

[6]拙文《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7]刘君德:《县下辖市:尝试一种新的政区制度》，《决策》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