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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与理和材才与学（第1页）

（二）书与理和材（才）与学

如前所述，林理彰认为严氏的习诗之道与新儒家关于学习“圣人之道”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书”与“理”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应当如何学诗。《正与悟》一文没有系统谈论这个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国诗学中的才学倾向：严羽和后期传统》中，林氏认为“书”与“理”关系的论述是理解《沧浪诗话》的关键所在。“对《沧浪诗话》的这种兴趣，绝大多数集中在它所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主张上，即以禅宗术语论诗不但有理而且有益……真正优秀的诗与‘书’、与事、行、思之‘理’，都没有直接关系。对于《沧浪诗话》本身以及后来的读者来说，‘书’和‘理’似乎是受到关注的一对互为依存的主要对象；无论这些读者赞同还是不赞同严氏。”[26]这是否就是说，严羽的立足点实际上就是反对原来以“理”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因此才会说“夫诗有别栽，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呢？林理彰认为，实际上严羽并不是反对“学”，因为还有后一半话：“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因此，“对《沧浪诗话》公正的理解告诉我们，虽然严羽非常重视学习，但他仍坚持优秀之诗并非是一种靠诗人获得学问多少来加以简单测量的可量之物”[27]。

但是，《沧浪诗话》仍然以反对“理”而被后人——特别是15至16世纪——当作复古主义的指南。大部人认为宋代诗人陷入了“理”的泥坑之中，而“理”对于“真”诗是绝对有害的。林理彰指出，明代的复古主义运动深受这种反“理”思潮的影响，并列举李梦阳的诗学主张。其一，好诗是与音乐密切相关的，宋代诗人忽视这点。其二，诗作理语因其抑制了比兴的作用，因此必然会沉闷压抑。其三，真正的诗歌必不可能服从理性的意念。其四，真诗无须作“秀才语”。[28]另一位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胡应麟，也批评宋诗有为理所缚之弊。但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批评在清代较为盛行，林理彰认为这是因为到了清代，以学者的博识来评骘诗作的偏好极为盛行。“甚至多数人把才当作是得自于学的一种品质——即一个人只能从书本获求的一种东西。”[29]从中可见，后世对严羽的批评多建立在对《沧浪诗话》的故意歪曲的基础之上，不足称道。

严羽虽然深受攻击，却也不乏支持者。林理彰列出的批评者包括朱彝尊、毛奇龄等，他们坚持“诗必出于学”，而汪师韩则认为严羽对于学和理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则是错误的。更为严厉的批评者则认为，严羽对“学”和“理”的看法都是错误的——总之，后世对“学”与“理”在《沧浪诗话》中的阐释正确与否争论颇多。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林理彰把“以禅喻诗”和“学”“理”“诗”的关系当作理解该著作的核心。当然，所谓“严氏传统”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去上文所言的明代复古主义之外，邓云霄、王士祯及其追随者郎廷槐、张笃庆等人都属此列。林理彰用邓云霄的一则短评概括这些批评家的观点：“书亦何可废！但当以才情驾驭之，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30]林理彰认为，无论批评还是褒扬，《沧浪诗话》都已经获得了一种经典般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才”“学”之说的多样反应。

严羽关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一节的论述，也引起了宇文所安的重视。他认为头两句的意义很难确定，要么是说诗歌的本质有一部分与“书”和“理”有关，要么是说诗歌的本质特性和鼓动性完全与学识无关。[31]那什么是“材”“书”“趣”和“理”呢？宇文所安认为，严羽把主要是数量意义上的“材”转变成了一个主要是质量意义上的“材”，并通过把它与学识分开而不允许人们把作为纯粹能力的“才”与诗歌“材料”等同起来。因此，“材”被译为“material”。“这里所讨论的与其说是人的才能即‘才’，还不如说是那些知觉对象，它们成为诗歌的真正‘材料’。”[32]

宇文所安引郭绍虞之语，认为此句常被错误地引作“与学无关”，其实是用“学”代替了“书”。这就一方面消解了“学”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给这里增添了异端邪说的紧张感，因此不能将“书”理解为文本中“所写的东西”，而必须理解为以前的文学作品。[33]如果这样解释，“学”则仍属必要，毕竟它与“书”是两个概念。宇文所安认为，“理”在宋之前是“万物运行之理”，而严羽将诗歌从“理”中分离出去就等于否定它的真理性，否定它以自然和人类世界为基础。在做这种分离的同时，严羽精心选择了“趣”的概念。“在诗歌所有的非形式因素中，‘趣’最容易游离于‘理’。严羽提醒我们，最优秀的诗歌所提供的不是理解而是参与；它是艺术特有的兴奋剂，它是‘suigeneris’（别具一格的）。”[34]因此，“严羽从诗歌传统的主要成分中把纯粹的‘诗’分离出来，这既比严羽的同代人所理解的那个平庸的‘学诗’观念复杂得多，也与之不可分割”[35]。宇文所安总结道，严羽所拟订的“学诗”计划没有完全摒弃宋人的书卷气（学诗在13世纪成为一种刻意的、形式化的、自觉的活动），而是超越了这一点。对严羽来说，以前的诗歌和诗集既是可爱的又是可憎的，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必要的。严羽要求学生学诗从大量的阅读开始，但这个课程终归是为了使学生超越学习。在顿悟的时刻，真正的诗歌才开始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