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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宝琳论唐代诗歌选本（第1页）

（四）余宝琳论唐代诗歌选本

余宝琳在《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中的选集与经典》（PoemsinTheirPlace：sandEarlyeseLiterature）一文中，对唐人选唐诗的三个选本所体现的文学思想进行了考察。这三个选本包括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和元结的《箧中集》。

对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余氏认为这可能是唐代最早的完整选本并且一定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序言的解读，余氏认为：“殷璠的选集宣告了过去的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业已被成功地再次整合，并且与韵律的创新结合在了一起。”[65]在序言中，殷璠对前代人过分关注诗歌的韵律规则进行了批评。他说：“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记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价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素质，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对此，余氏指出，殷璠不是在排斥对于韵律本身的兴趣，而是在批评对这套标准的不合时宜的运用。也如同萧统在《文选》中的做法，殷璠重新肯定在近世被忽视的古代价值的愿望也清楚地体现他在对梁代以来文学史的简要叙述中。

但是，《河岳英灵集》并未被文学衰退的氛围所包裹，这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璠将这种“均衡的风格”归因于当时统治者的贤明，其“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最终“有周风雅，再阐今日”。余氏说，殷璠以一个被唐代其他选家所回应的叠句结束了讨论——入选诗人所体现的标准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人的准则：“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尽管殷璠声称他体现了一种对流行趣味的偏离，其选本恰恰体现了如今我们对那些趣味的现代感觉。解释殷璠成功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殷璠所宣称的价值和中国精英文化自身所长期保持的价值相一致”[66]。殷璠对平衡与完整的强调，以及对“文质”重要性的认识，让人联想到孔子在《论语》中的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殷璠尊重那些繁复韵律的精致写作技巧，但同时也崇尚一种早期诗歌所呈现出的个人道德与政治立场。

此外，余氏还注意到，在殷璠对每个诗人的作品前的评价性批注中，“新奇”是最常出现的赞扬性术语之一。这显示了“如果旧的或者陈腐的被界定为对于雕饰的过度强调，‘新颖’与‘正统’并非水火难容”[67]。余氏说，《河岳英灵集》是一个繁荣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对即将来临的终结浑然不觉，相信既可尊重过去的遗产及其独立的价值，也能珍视它自己的创造。但是余氏发现，在殷璠之后的另两个选本情况并非如此。

芮挺章的《国秀集》的序言，开篇引陆机《文赋》中对于“诗”的著名定义，并加以评价，接着援引孔子编纂经典的活动，并将同样的对美学与音乐的兴趣归因于孔子：“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奇靡’。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仅取其顺泽者也。”紧接着，序言表现出对流行趣味的不满：“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比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余氏指出：“这一声‘长叹’将被证明是许多唐代选家的典型姿态——一种对于流行趣味或真或假的嗔怒。”[68]有基于此，余氏论述了元结的《箧中集》所体现出的孤注一掷的文化救赎理想。

《箧中集》编于760年，“这一时间紧随安禄山之乱，恰能得出文化正走向颓废这一结论”[69]。像所有前辈那样，元结也强调《诗经》的价值，但是他不仅想证明自己选集的正确性，而且还希望以此来斥责流行趣味。例如：“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人无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对此，余氏分析说：“尽管他们哀伤于文学的没落或者批评流行的趣味，殷璠和芮挺章尚发现了一些‘灼然可尚者’，而元结却在挖掘那些失意的与无名的文士。他们的被埋没恰恰表明了当下时代的道德颓废。”[70]

综上，余氏总结说，唐代选本呈现出目标的明确性与标准的丰富性，这表明了“一个思想与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对批评趣味多样性的包容”[71]。

[1]CraigFisk，“LiteraryCriticism”，TheIndianapaniontoTraditioerature，p。53。

[2]StevenVanZoereheoryandCriticism”，TheJohnsHopkieraryTheory&Criticism，p。190。

[3]［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90页。

[4]［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40页。

[5]［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41页。

[6]［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42页。

[7]ArthurWaley，TheLifeandTimesofPoewYork，TheMapany，1949，p。107。

[8]［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91页。

[9]参见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6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0]ThomasP。heT’a-Monk：pe，ArizonaStateUy，1972，p。21。

[11]ThomasP。heT’a-Monk：，p。22。

[12]ThomasP。heT’a-Monk：，p。23。

[13]［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51页。

[14]［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52页。

[15]［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6页。

[16]［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384页。

[17]方志彤：《〈诗品〉作者考》，载《文学遗产》，2011（5）。

[18]参见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见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87页。

[19]参见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NewHaven，YaleUypress，1973，p。307。

[20]参见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p。322。

[21]麦氏上述分类法源自乔治·华生（GeeWatson）《文学批评者》（TheLiteraryCitic）一书中的相关观点。

[22]参见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pp。332-333。

[23]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p。338。

[24]参见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pp。338-339。

[25]参见DavidL。M，“HistoridLiteraryTheoryintheMid-Eighthtury”，PerspetheT’ang，p。341。

[26]CharlesHartman，HanYüa’angSearity，PrioyPress，1986，p。5。

[27]参见CharlesHartman，HanYüa’angSearity，p。7。

[28]CharlesHartman，HanYüa’angSearity，p。10。

[29]JamesRhtower，TopieseLiterature：OutlinesandBibliographies，p。73。

[30]［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1]［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