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第1页）

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

与福泽谕吉相遇

我有三本岩波书店袖珍本的《文明论概略》。一本是昭和三十七年的第18次改版发行本（即今天的现行版本），另一本是战后的仙花纸印刷本，还有一本是昭和十三年的第四次发行本。仙化纸印刷本和第4次发行本都是按原文照印的，没有标点符号。战后的仙花纸版本定价一元五十钱，战前的第四版定价四十钱。

昭和十三年时，我毕业才一年，在东大法学部当助教。那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还在这袖珍本上画了一道一道的线。但关于此书的内容几乎没有印象。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日本到处高唱皇国精神和日本主义，我对那个时代很反感。由于这种反感情绪先行，我对过去日本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屑一顾的，福泽的著作自然也没读过。直到当了助教，以日本思想史为专业后，才出于职业之需开始研究福泽谕吉，不久便写了一些小文章。如《战中与战后之间》所收的《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和《福泽的秩序与人间》等。因此可以说，我是进入了学者生涯后才开始研究福泽谕吉的。

昭和13年的版本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就是在重要的两处作了大幅度的削除。关于被削除的部分及其意义，下面再作说明。昭和六年的第一次发行本我不清楚，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削除的。至少在昭和十三年，我进入学者生活时，世态已变得相当坏。

昭和九年秋，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天皇机关说”的问题。翌年，美浓部达吉先生被告发。虽然起诉缓期了，但美浓部先生辞了贵族院议员的职，在社会上几乎被埋没了。我进入大学时，美浓部先生在东大也已退职，没能听到他的讲义。在二年级期末时，爆发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前夕，美浓部先生在自家被右翼袭击，进了东大医院。为此，崛起部队扬言要袭击东大，校内充满了可怕的气氛。昭和十二年我毕业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变发展为全面战争。其翌年，劳农派被一起逮捕。

昭和十二年末，我因患着感冒去滑雪，回京后得了肺炎，为此休学半年。昭和十三年元月，我还患着肺炎发高烧，一天我打开报纸，头条新闻就是“大内、有泽等一起被逮捕”。这就是所谓教授集团事件。

可见，《文明论概略》岩波文库第1版本时的昭和六年与第4版本时的13年，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昭和初期，还留有大正民主主义时代的余韵，或者不如说正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全盛期。

常常听年轻人说，看起来我和桑原武夫他们是同时代人。当我告诉说，我和桑原他们有十年之差，青年们就吃惊。其实反而是我吃惊。不过，正如我们看年轻人时，看不出五年十年之差一样，青年人把我们一概看成“战前派”，其实，当时是一年不同于一年。一年之差背景就大不一样。相差十年，体验完全不同。桑原武夫与中野好夫那代人充分吸收了大正民主主义的空气。而我们这代人，从高中开始就经历反动的军国主义时代。

我在昭和六年，九·一八事变之年进入高中。高中三年级那年，出现了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这就是转向时代的开始。“转向”这个词是那时开始流行的。同在这昭和八年，发生了京大泷川教授事件，还有日本退出国联事件。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是出现剪刀差的一年。亦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的路线渐渐下降，右翼的或国家主义的路线急速上升的时期。但昭和十三年又与此时完全不同，且昭和十三年如与十六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年相比，仅仅三年之差，其变化还更大。昭和十三年，中日战争事态扩大，日德意结成了防共协定，但还没有军事同盟。议会还存在着复数政党，还未被大政翼赞会统一。世态变迁如此急剧，以至要叙述20世纪30年代的事，必须确认清楚何年何月何时。

我在昭和十三年当了助教，专攻日本思想史。明治以后属于现代史，若是研究这一段，资料的阅读并不需要书志学的特别训练。但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从学问的分工来看，需要追溯到明治时代以前。而且研究政治思想的，必须从儒教学起。于是便顺着手头之便，接触起用江户时代的汉文体写的儒书。

但并不感到有意思，总觉得其千篇一律，毕竟只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兄弟序，朋友信”之五伦。这些道德的基础，曾在学校的修身教育和汉文课上被灌输过，已觉乏味。其实，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也并不如其表面看起来那样单调，只是当时自己没有眼光。南原先生是直接指导我的先生，也不能太过抱怨。记得有一次，我对冈义武先生表示不满说：“一读原史料的注释书就厌烦。”冈先生叫我以学习经院哲学的态度去研究。当然，“经院哲学”一词不太好听，当时被看成是烦琐哲学。文学部的人不用说，专攻法学、政治学的人，也真是要富有耐性地去读儒者的书。

就这样只出于某种需要，我顺着手头之便，不管时代顺序，无．体系地拿起原史料就读。同时，开始学习四书那样的中国古典，并为学习书志学而听文学部的讲义。学习中，发现在江户的儒者里能闪出点光辉的就是荻生徂徕，于是便决定研究徂徕。我非常尊重南原先生的人格，并且在学问态度方面从他那里得益不少。但南原先生比较缺乏日本思想的专门知识，他连徂徕与仁斋在时代上谁先谁后都不知道。所以，在日本思想史研究方面，只能自己决定题目，自己在混沌中摸索研究的方法与角度。我决定先努力读徂徕，然后顺时代向徂徕以前和以后的内容扩展。

关于自己是怎么研究起徂徕的，我心中非常清楚。但自己是如何关心起福泽的?其契机现在怎么也想不起米。昭和12年时，羽仁五郎著的《白石·谕吉》在岩波书店作为大思想家文库之一册出版了。此书的正文几乎为引用文占领，那是借白石、谕吉的文章来与当时的时代对抗。大概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我的一个契机。我还记得，电影导演田坂真隆曾把山本有三的作品《路旁的石》拍成电影。这部电影中，有个场面是一少年在教室朗读《劝学篇》，屏幕上映出了如下字幕：“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那印象非常深。山本有三的原作和这部电影在当时的时代，是富有良心的作品。

总而言之，一开始读福泽谕吉，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其说兴趣，不如说是感到痛快，那种痛快感也许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其每一行都好像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猛烈批判，读着读着，真是连续地感到痛快。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日本思想家中，我真正好好研究过的，就是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关于后来的思想家的研究，是不能与此二人同日而语的。

徂徕与谕吉两人，时代相差一个半世纪以上，而且思想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只能举出，福泽少年时代的儒学先生白石常人属龟井南冥、昭阳的学统，而龟井父子是继承了徂徕学的，在福泽的著述中，也曾出现徂徕的名字，但那不过是在指出“徂徕这样的大儒也认为汉学者不行”的文脉中提起。尽管两者的相互关系没有清楚的轮廓，但我一直认为其两者之间有亲和性的相似。正因为如此，数年前《徂徕全集》问世后，出版社的编辑小尾俊人告诉我，白柳秀湖曾有过“福泽谕吉与荻生徂徕”的论稿。白柳秀湖其人不大为经院派历史学家所信用，在山路爱山、竹越三叉等明治民间史家流中也排在最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着眼于徂徕的“政谈”，说徂徕是封建社会的马克思。这篇论稿载于他的《历史与人间》中。

其中有这么一段：“福泽谕吉虽说在传记上与荻生徂徕完全无关，但在其哲学上，史学上，两者之间有一看不见的、粗大的、不朽的思想链条相连结着。在经验的、实证的、功利的哲学上，两者的经济的、社会的、演绎的史学色调，是日本思想界巍然相应的高峰。记得谁说过，若精通柏拉图，晓达康德，就不必学习其间的思想家。同样，在德川氏以后的思想史中，若精通徂徕，晓达福泽，其间的思想不看也无妨。至少要学习日本自己的思想史，光学这两者就够多的。”

我不明白他说的“演绎史学”是什么，总之，他说了精通徂徕和福泽，便可跳过其间。我是不敢作出如此大胆的主张的，也知道秀湖大概是夸张。但他这句话倒可以给我些鼓舞，我觉得“在此问题上有了同志”。

“天保的老人”们

福泽谕吉生于天保五年。“天保”在江户时代，特别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年号中，也是少有的、持续长久的年号，足有15年。因此，天保出生的著名人士相当多，有“天保的老人”之说法。

在明治十年代末与二十年代初之间，德富苏峰写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二著，此二著成了畅销书。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其强烈的影响力波及二十来岁的青少年，出现了“苏峰热”。在上述二著，特别是《新日本之青年》中，他将“天保的老人”与“新日本的青年”作为两代人相对照，把“新日本的青年”看成继明治维新后“第二次革命”。的承担者。

苏峰主张的特征之一，是把在朝者和在野者一起纳入“天保的老人”的范畴中。一方面，他把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元勋排斥为贵族的欧化主义和复古主义，另一方面，把自由民权派斥责为“封建的自由主义”，还把福泽批判为偏知（即道德轻视的）主义。这是日本的“世代论”的首次出现。

德富苏峰生于文久三年（1863年），因此实际上没有体验过幕藩体制。明治二十年以后，基本上是在全然不知幕藩体制的世代长大的人活跃于社会舞台的时代。从上述第二次大战一代的例子亦可想象出，这种情况会产生多大的世代之间的断绝。这并不是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只是说明经验的差距。维新时已经34岁的福泽，与维新前后才出生的人相比，其人生经验有质的不同。

那么，“天保的老人”，即与福泽同一世代中，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呢?顺着想到的来列举，有名的人物里，可举出吉田松阴（天保与文政年间的人，文政十三年生，比福泽仅年长4岁）；桥本左内（与福泽同年）；坂本龙马（比福泽小1岁）；高杉晋作（庆应三年病死，比福泽小5岁）；蛤御门之变中负伤自刃的久坂玄瑞（比福泽小6岁）等。也就是说，在安政大狱、维新年间的动乱中死去的有名志士，都与福泽同世代。如果可称之为“志士的世代”，那么福泽应算“志士的世代”的人。这个世代的人，在富有感受性的青年期亲身了解了幕藩体制，并且是亲眼看着那个体制土崩瓦解而迎接新时代的。

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与福泽是同年人或比福泽小一岁，这在今天已难想象出其状态。福泽在维新后的著作成为畅销书，面且活到明治三十四年，所以，入们往往认为，福泽这个明治时代人与幕末志士有一个时代之差。

但另一方面，高喊“天保的老人，退下去!”的苏峰世代，有前面说过的苏峰（明治维新前夕出生），比他稍年长的三宅雪岭等。文学家中，明治元年生的北村透谷、德富芦花，明治三年生的田冈岭云；明治四年生的有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不少的自然主义者，他们都是完全不知幕末维新大变动的一代人，亦即，他们是到了“明治御代”（译者：“御代”指天皇统治的时代）才出生的人。

在这两代人之间，即明治二十年初被称为“天保老人”的志士世代与“维新后派”之间，还存在着自由民权观念派。如中江兆民（弘化四年生，比福泽小12岁），马场辰猪（小15岁），植木枝盛（小22岁）。今天，人们往往把植木枝盛和福泽看成同时代的人，其实，22年之差是巨大的差距。还有改进党的小野梓（比福泽小17岁）。这些自由党和改进党的观念派位于天保世代与维新后派中间。

阅读当时的著作时，有必要把这个基本构图放在脑子里。以“明治思想”或“明治初期的思想家”等词概括其全部，是不严谨的。

以上主要列举了思想史和文学史领域的人物。再看政治家、实业家的领域，那里被称为“明治元勋”的人，压倒多数是天保出生。除了文政十年出生的西乡稍为年长以外，大久保、木户，以及山县有朋、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松方正义、黑田清隆等都是天保出生。福泽属于这“天保的老人”一代，因此，读福泽时需要留意这一点。

近代的知识分子

在理解包括自由民权观念派在内的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时，我想还需要预先考虑到以下问题。

前面虽然分了世代，但因帝国宪法发布和教育敕语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在此把纯粹的“维新后派”另当别论，而将“志士的世代”与“自由民权世代”规定为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必须弄清“近代知识分子”的一般性侧面，和弄清日本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侧面，将之看成其两个侧面的重合。

近代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此不详细论述，只点出结论。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世界，传统社会或者说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在“古来”的意义上，都具有共同的因素。大体上说，所谓知识分子，指神官、僧侣等；就日本来说，指律令制度中的大学博士。然而，江户时代的儒者和戏剧作家等知识分子有些不同，江户时代奇妙地存在近代社会的要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此省略不论。不管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古代的埃及帝国，大体具有共同特征。如神官、僧侣、大学博士、中国的读书人，这些都是“体制知识阶层”（译者：指在社会体制中具有一定身份、官职的知识阶层，比如过去的士大夫等）。从他们担当的任务来看，他们是社会中正统世界观的垄断性解释者和授予者。

当然，这里提到的“世界观解释”，比通常所说的哲学或宗教体系的教义解释的含义要广，是指对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赋予意义的工作。人不可能在无意义的混沌世界中生活。也许人们没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是在不断地对自己、对自己的环境、对社会赋予某种意义或秩序。有人说“这个人世间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意义的赋予。给这种“意义赋予”提供基础的概念框子或座标轴，这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任务。把天地开创的神话，或“十戒”、“五伦五常”等基本的伦理范畴向世间的人传授，这是“体制知识阶层”的工作。

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首先是从身份的制度的锚缆中解放出来，再就是从正统世界观的解释和授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解放是其诞生的前提。“自由的”知识分子诞生于这两重意义中。这个说法，不管翻看哪国的历史，都基本上可以成立。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解释，正如商品在市场上竞争一样，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争。这就是近代的诞生。在欧洲就是所谓“文艺复兴”的时代。近代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着思想自由市场的竞争。与商品的自由一样，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自由”?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至少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要与权力和制度的任何特别保护脱离关系。

在维新的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知识分子在身份上，从幕藩羁绊中解放出来了。但很有讽刺意义的是，活跃于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连结集于“明六社”的人们在内．几乎都是曾仕奉于幕府的蕃书调所、或学问所的知识阶层。萨长等推翻幕府一方中没有出现多少，反而从幕府一方或佐幕诸藩一方产生了初期的近代知识分子。被打倒的一方比较快地被身份抛弃，其处境容易产生一种“被根除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