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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帅款与奕劻的庚子救援（第1页）

二、“三帅款”与奕劻的庚子救援

在李鸿章的东南济急善会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另筹二万五千金以接济京官。张之洞于闰八月二十八日致电刘坤一、袁世凯：

京官苦极，去留不能，将成饿殍。况行在无百僚随扈，庶政无人分理，且通达事理时势之人太少，大有关系。虽欲奔赴行在，限于无力。鄙意拟合江南、山东、湖北三省共凑四万金，江、鄂各万五千，东一万，如慰帅愿多出或愿少出均可。由汇丰汇京交李傅相查明分散，言明专指京堂、翰詹、科道、部属、内阁中书数项，每人给一百五十金为出京赴陕盘费，言明务须赴行在，不赴陕者止给百金，大约不满三百人，此举不特作功德也。近见自行在来人，谈及随扈迎驾两项人员，皆属寥寥，其议论皆是一派旧话，于时局一切茫然，忧焦万分。若京员多到行在，诸君身受困厄，必能沥陈利害，上启圣心，下赞枢府，实裨大局。此举拟由我三人为之，不约地位。如允，祈即寄款，当由鄂先垫款交汇丰寄京，并拟公电致傅相呈教。请速复。勘午。[210]

张之洞此举的直接起因是郑孝胥的建议[211]，此前李鸿章、盛宣怀的捐款倡议应当也是原因之一[212]。张之洞在电报中特别强调，此举“不特作功德也”，也间接地证明了李鸿章、盛宣怀的活动对张之洞提出此项举动的影响。很明显，张之洞更在意的是此举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吴天任在评论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时曾有这样一番言论：“庚辛之变，联军陷京，太后挟帝仓皇西奔，先生首倡贡方物之议，此举关系大局，不下于东南督抚联名自保之重要。特东南联保，乃安定半个中国之地方要策，倡贡方物，则为地方政府对于北极朝廷一致拱护之表示。当联军入京，急索祸首，两宫蒙尘，大局濒于瓦解，满清政府之存亡，全看地方大吏表示如何而定。东南督抚，既不遵北京乱命，而与上海外国使团签订互保之约，似有与中央分裂各趋独立之势。先生乃首倡贡方物之议，以示各省对清廷仍具向心，随而西运贡物，络绎不绝，至是而将趋崩裂之局面，复能团结上下，一致对外，清廷仍为各省拥护，然后命使议和，徐图恢复，而清室之统治，乃得延长十年。”[213]由梁鼎芬此举，不难想象张之洞在类似举动上的态度与考虑。

两宫仓皇西狩，正如张之洞电报中所言“随扈迎驾两项人员，皆属寥寥”，这与作为天下重心所在的行在应具有的规模与尊严相比，极为不符。在行在与京师重新建立联系的当天，在任命昆冈、崇礼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的同时，便谕令“其余各部院堂官”，“督率司员迅赴行在，毋稍稽延”。[214]三天后，行在军机处又发布上谕，催“御前大臣、王、贝勒、贝子、公等暨各部院堂官迅赴行在”，并表示“自启銮以来，迄今已逾半月，而该王大臣等仍未见陆续前来，一切差使俱形旷废，殊非不避艰险之义”。[215]为鼓励王大臣与京官们奔赴行在，军机处上奏表示“朝廷俯念行路之难，自应量加体恤”，“今拟请文职二品以上部院堂官每日给银七两，三品以下京堂官五两，章京司员三两，中书笔贴式二两，武职一二品每日七两，实缺参佐章京三两，实缺骁骑校、护军校减半。现在随扈官员，应即照此支给，由前路粮台给发。其随后由京驰赴行在之员，应自出京之日为始，一并视官阶大小，照例起支。如蒙俞允，拟请饬廷雍先行筹款垫办。俟出京赴行在各员过保定时，核明给发。准其于过境京饷内如数提还。并由昆冈等传知在京文武大小各员，除钦派留京办事大臣及派出留署各员外，均著迅速起程，前赴行在，毋得迟延”。[216]次日，行在再次发布上谕，表示“行在政务殷繁，需人佐理”，对“在京各衙门”派定具体的留守人员名单后，要求“此外各部院卿寺堂官暨向有内廷差使各员，此次未派留置者”，均遵前旨，“遴选得力司员，一并酌带前来，以便办理各该衙门行在事务”。[217]清廷对于京官奔赴行在三令五申，可见其重要性！张之洞以援救之名鼓励京官奔赴行在，其实质与梁鼎芬“首倡贡方物之议”类似，意在加强行在各衙门的影响力，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和权威。

张之洞向刘坤一、袁世凯表示，“此举拟由我三人为之，不约地位”。张之洞请刘坤一共襄此举，容易理解。刘张二人久为疆吏，威望素著，庚子国变时面对复杂纷乱的形势与各方力量的游说，态度也颇为相似，即一方面抗拒“伪诏”，力保东南无事；另一方面则以尊王的姿态保持对统一朝廷的尊崇与服从。刘坤一对张之洞的提议表示了赞同，笔者查阅包括《刘坤一遗集》在内的各种资料，并未发现刘坤一针对此事的任何记录，但在此后张之洞致李鸿章有关此举的电报中，刘坤一领衔署名足以证明这一点。张之洞约袁世凯参与此举，则颇令人费解。与刘张相比，袁世凯不过是新晋巡抚，资历和威望均甚浅。也许是因为袁世凯在庚子国变期间的表现赢得了张之洞的好感，张邀袁共襄此举。由此足可见，张之洞对袁世凯的器重与抬举。袁世凯对此心领神会，在张之洞发电询问的次日便复电表示：“勘午电悉，极善。”[218]张之洞在九月十四日“致上海盛京堂转李中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的电报中，其救援计划与此前相比，有了较大变化：

致傅相电云：“京官苦极，去留不能。行在无百僚随扈，庶政无人分理，其欲奔赴者，限于无力。兹江南、湖北、山东三省共凑二万五千两，由上海余道交道胜银行汇京，请傅相转交陈御史璧、朱学士祖谋、乔主事树枏，查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内阁中书数项，以二万分济留京者，尽数酌送，以五千尽数分济赴陕者，作赴沪到鄂用资。其赴陕者似宜托名回籍，请傅相转商英、美、日照料到沪，由盛京堂备船到鄂。其赴陕用资，于过鄂时由洞计人数酌送。江南、湖北、山东三省尚备有公款，如出京赴沪川资不敷，请电示续寄，统祈酌办，示复。此举与救济会无涉，合并声明。坤一、之洞、世凯同启。盐。”[219]

与“勘电”相比，在资助金额上，“盐电”少了一万五千金；在资助对象上，“盐电”将绝大部分资金用于“留京者”。“盐电”的这种变化，更突出了“作功德”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张之洞对鼓励京官奔赴行在目的的放弃，而是在方式上显得更为策略了，如“其赴陕者似宜托名回籍”。高枏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分赴行在之谕，庆昆回奏，言，‘在京大小臣工，各居租界内，不能互相往还。城外又有土匪义和团行劫，冠履衣被亦不敢携之以行。此次所奉分赴行在之谕，臣等不敢发钞。恐臣工既不能应命而行，各国见之，反有碍于和局。’”[220]从“勘电”到“盐电”，张之洞对救援方式乃至电报措辞的改变，顾虑恐怕亦在于此。对于奔赴行在者的川资，“盐电”采用分段接济的方式，考虑得更为细致，也更少漏洞。如《高枏日记》中便有相关议论：“三帅款赴行在者分百零八两，留京者卅八人多烦言。以往行在者非赴行在，无眷累便南渡耳，而反多分，烦言所由起。”[221]

张之洞的救援计划基本上是按照“盐电”而行。盛宣怀等在九月十八日寄出的《济急第九号公函》中向杨文骏详述了此事，表示：“三帅优赉，三省士夫至可感。仰前接来电，颇有人多款少之虑。今有此巨款相辅而行，想在事诸公可免为难。”[222]虽然张之洞在电报中声明“此举与救济会无涉”，且该笔款项“由上海余道交道胜银行汇京”，而不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汇款，但盛宣怀对此举仍大为称赞，毕竟此举也替东南济急善会分去不小负担。

叶昌炽于九月二十二日得知此信息：“又闻张香涛、刘岘庄两制军，袁慰庭中丞共筹二万五千金，以五千济行在各官，二万津贴京官。”[223]华学澜则是在九月二十七日得知此项信息：“酌升归，言刘岘庄制军、张香涛世叔筹款助赴行在者川费，已经截止，明日起程，先竟不知，深以为憾。”次日，华学澜才得知“江南、湖广两制军于助赴行在者川资外，又筹款二万金，津贴在京人员，御史得与其事”[224]。九月三十日，叶昌炽“见张刘袁三帅津贴京官章程”：“以二万金，上自三品京堂下至内阁中书，在京者按股均分。旗人驻防外省者，亦与焉。又以五千金助汉官赴行在，即由济急会渡船赴沪，溯长江由鄂入陕。至鄂，香帅尚有资助。”[225]叶昌炽所了解的信息，与张之洞“盐电”所要表达的内容几乎一致，除了“旗人”“汉官”之类的说法外。因为，张之洞“盐电”对于“留京者”与“奔赴行在者”的资助是完全不分旗汉的。

与张之洞不同，庆亲王奕劻发起的救援行动则完全是针对旗人的，即捐款范围限于“在旗督抚”，救援对象为在京旗员。江苏巡抚松寿[226]九月十六日致电奕劻：“祃电敬悉。旗员困苦情形，久切恻念，谨遵极力筹济，已分电各省旗籍司道二十二处，候得复电，再竭绵薄，一并由汇丰汇京，以副钧属。松寿。铣。”[227]可见，奕劻在此之前曾电令松寿，分电各省旗籍司道筹款汇京。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于九月二十九日致电盛宣怀表示：“前接庆王来电，嘱筹巨款汇京，接济旗员”，“由通商银行汇沪一万两，交救济会电汇京师”。[228]十月一日，四川总督奎俊致电奕劻：

盛京堂转北京庆王爷钧鉴：奉养电谕，拯救在京旗员，无任钦感，遵即筹银二万两，又川绅陈光弼捐助一万两，共三万两，托盛宣怀先垫转京，以应急需，当已上陈钧听。俊意满、汉一家，若蒙遍致各省，不专指在旗督抚，则畛域无分，集款更巨，于彼厄旗员实大有裨益。当否？乞钧裁。奎俊谨肃。东。[229]

陈光弼即陈子钧。奎俊认为，奕劻倡捐之电“专指在旗督抚”，显然是自分畛域，自我缩小捐款范围，并不可取。李鸿章发起的救援行动，其援救目标虽然是以南省汉人京官为主，但“运送回南者，连商民亦有，即直京人愿来南者，亦允之”[230]。实际上，在爱仁轮船载回的第一批“被灾官民”中便有旗人的身影。[231]在倡捐范围上，李鸿章的救援行动也并未局限于汉人官绅商民，因此不少旗人达官也贡献颇多，如松寿、德寿、奎俊等均有不少捐助。尤其是奎俊，一方面嘱咐周馥将致送四川京官的“炭敬”在往年基础上增添二千金，另一方面又应李鸿章的呼吁，“命电京赈二万两”。或许正是由于奎俊在李鸿章发起的救援行动中不分旗汉，慷慨出手，且川绅陈子钧又捐助一万两，故建议奕劻筹捐应不分畛域，“不专指在旗督抚”。

从现有资料看，奕劻可能并未接受奎俊的建议。继粤督德寿、川督奎俊之后，苏抚松寿致电奕劻表示，其“偕江西司道共集银五千两，即由沪道交汇丰汇呈邸中”，同时向奕劻报告“分电之二十八处，已有十余处电复，尚无成数，惟安徽联臬、毓道等集二千两”。[232]浙江布政使荣铨“筹京平纹一万”，请盛宣怀汇京“转交庆邸”。[233]山西巡抚锡良由日升昌“汇款五千”至沪，请盛宣怀转汇京城。[234]至十月二十九日，奕劻致电松寿表示，“各省协济旗员津贴，除苏、晋抚，川、粤督，川绅、浙藩、皖臬、安庆道、常镇道均已筹复外，余尚未复”，并要求松寿转催。[235]十一月二十六日，奕劻又致电盛宣怀：

盛大臣鉴：旗员济款，待放孔亟，现计到者：粤、晋抚，川督绅，江西抚司道，浙、宁藩，皖司道，镇关道等，荆、伊两将军，共七万有零，不敷尚多。希查松抚前次切电各处，除已到外，余代电催，速为筹复。倘难一时交汇，先将数目电知，以便贷款垫发。盼切。庆亲王。宥。[236]

这些在旗督抚所筹之款，几乎均由盛宣怀转汇至京交予奕劻，再由奕劻择日散放。据《那桐日记》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那桐“到户部公所”开放旗民津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放“八旗官员津贴”。[237]奕劻于十二月七日又致电盛宣怀，请其代催“各省未经电复者”，并表示“如已汇齐截止，此数亦望电复，以便开放”。[238]也就是说，至十二月七日，“在旗督抚”所捐之款尚未开放。又据《恽毓鼎庚子日记》记载，恽毓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赴北城柏林寺翰林院公所领俸，三四品俸发四成，仅领到四十金”；据华学澜《庚子日记》记载，其也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领俸五成”；据《高枏日记》记载，高枏于十二月一日“到昆师处领俸银廿一两八钱二分”。[239]旗民与八旗官员所领之津贴，当与这些汉族京官所领之俸银一样，均属朝廷俸禄。

俸禄能够在庚子年十一月底发放，与奕劻也颇有关系。奕劻于闰八月十日上摺称，“其各衙门官员暨各旗营弁兵匠役人等，转瞬天寒，必须设法筹给俸薪钱粮，用资衣食。而户部不戒于火，银库存款**然，各衙署积蓄公项亦皆被掠一空，京内无款可筹”，并表示准备“电致各省督抚，于应解本年京饷，设法凑解赴京，用资接济”，请求朝廷“饬下各省将军、督抚遵照办理”。[240]此后，奕劻又以此事电奏，故军机处于闰八月二十四日向各督抚寄发电旨：

奉旨：奕劻电悉。现在京城仓库多被焚毁，在京旗步各营月饷及官员俸薪银米久未开放。览奏，困苦情形，殊深轸念。所请江苏拨银十五万两，四川拨银十五万两，广东拨银十五万两，浙江拨银十二万两，江西拨银十二万两，湖北拨银八万两，安徽拨银五万两，福建拨银八万两，湖南拨银五万两，山东拨银五万两，共银一百万两，著各该省督抚将应解京饷如数划拨，限九月内全数解沪，交江海关道兑收，即由该道转交汇丰银行，迅速汇京，俾得均匀发放，切勿少延，致误急需。钦此。[241]

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向八旗官民发放了五成津贴、向在京各省京官发放了或四成或五成的薪俸之后，奕劻与北京户部致电行在军机处，表示“京师官兵津贴，前由汇丰汇到百万，现已用罄”，而“明春需款更多”，“拟由奏准各省关应解来年京饷内预提百万两”。[242]其实，对于大多数京官而言，庚子年的秋冬之季皆赖赈济，“尚可支持”，“明春”如何，根本无暇虑及。[243]那桐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写道：“辰刻到户部公所，开放八旗津贴并满员帮贴。”[244]所谓“满员帮贴”，恐怕便是奕劻号召“在旗督抚”所筹之款项。在朝廷俸禄只能发放一半的情况下，那些八旗官员，同汉族京官一样，要想生活“尚可支持”，便只能通过各自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一种非政府渠道的方式筹集资金，均匀散放，以弥补朝廷之力所不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身负倡导、主持之责的权势人物，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等，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个无形的朝廷。

[1]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1～3页。

[2]《刘铁云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第五卷，40a～40b页。

[3]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8～469页。

[4]《济急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济急善局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5]《济急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日；《济急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济急第四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济急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济急第六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济急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七日；《济急第八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济急第九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济急善局第二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济急第四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济急第五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济急第六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七日；《济急第七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日；《济急第八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济急第九号公函》，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东南济急善会开办大略章程》亦称“东南济急善会”，见《东南济急善会开办大略章程》，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4222-1。

[6]《济急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

[7]《济急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

[8]因为席裕福积极参与救援行动，故这些公函多在《申报》首发，而首发时间与落款时间并不一致，前面注释中已列举了东南济急善会上海总局致北京分局各公函在《申报》上刊登的时间，此处不再赘言，仅列举济急“京函”在《申报》上刊登之时间：《济急第一次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济急善局得第二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济急善局第三号京函济急善局施子英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济急善会接第四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之所以逐一列举公函的落款时间，是因为在下文有关东南济急善会救援活动的叙述中，经常会引用这些公函，而确定了公函的落款时间，就能确定这些救援活动的大致时间。

[9]《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8b页。

[10]陈三立：《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5b页。

[11]《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部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8b～9a页。

[12]光绪五年，盛宣怀又接受李鸿章的命令，主持直隶筹赈局的工作。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