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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邦的危机（第1页）

第二节城邦的危机

一、战争对农业的破坏

希腊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且是小规模的农业。正常年景下，大多数农民也只能维持温饱，一旦遇上天灾和战乱，将对农民的生产造成直接破坏。希腊人的战争习惯，对农业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一般是夏初出兵，此时农作物刚刚开始成熟。入侵者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进入敌人领土中最好的土地，破坏那里的庄稼，或者掠取庄稼作为自己的给养。虽然粮食生产在次年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葡萄藤和橄榄树都需要多年生长才能挂果。一旦它们被砍伐，则恢复的期限需要数年乃至10年以上。可是，大多数农民家里的储备，根本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庄稼歉收甚至绝收。正因如此，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希腊农业走向衰退的催化剂。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持续，加重了固有的衰退趋势。

由于资料缺乏，这里只以雅典为例略做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连年入侵阿提卡，每次进军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通过破坏庄稼，砍掉葡萄藤、橄榄树，烧掉房屋以迫使雅典决战。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扫**阿提卡全境。此后的年代里，除雅典发生瘟疫的数年外，斯巴达人几乎每年都会出兵阿提卡进行破坏。对于斯巴达人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缺乏具体资料，难以准确估价。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战争初期雅典人不满伯里克利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无法耕种土地，并眼看着自己的土地和庄稼被破坏。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阿卡奈人坚决要求对斯巴达人进行报复，原因就是他们的葡萄藤和橄榄树被砍，庄稼被破坏。作为史料，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向来以夸张严重和歪曲著称，历来为学者们怀疑，但这里的说法，正好印证了以可靠著称的修昔底德的记载，或许能多少反映一些农业遭受破坏的现实。公元前425年以后，雅典人以派罗斯被俘的斯巴达人为人质，逼迫斯巴达暂停了对雅典的入侵；公元前421年《尼奇亚斯和约》的签订，让雅典人赢得了6年左右的和平，农业可能有所恢复。但公元前415年发动的西西里远征，让雅典损失了大批精壮人口。对于阿提卡的农业来说，它肯定影响巨大。雪上加霜的是，公元前413年后，斯巴达军队常驻狄凯莱亚，几乎破坏了所有阿提卡的农作物，使雅典根本无法利用阿提卡的土地。底比斯人不断的抢掠，优卑亚的暴动（战争期间不少雅典人把牲口送到优卑亚），使不少人丧失了重建其经济基础的能力，有些人可能不得不放弃其仅有的土地，或许连家中仅有的房子也被拆除出卖。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对大批公民的驱逐与财产没收的行动，虽主要限于富人，但贫穷公民也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民主派回城后，规定原所有者的财物如已被拍卖，他必须向现所有者付出赎金方可收回其财产，估计能够在和解后收回其财产者仅是少数。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的生活可能处在贫困线以下，其收入仅仅能够糊口。虽然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说明，但有迹象表明，公元前4世纪人口较多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反映了农民的贫困，第四等级公民的数量，由于不可能在盟邦占有土地，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充，很可能较公元前5世纪有所增加。根据琼斯的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大约2万名公民中，固然出现了帕西翁、德摩斯梯尼的父亲那样相当富有的人，但相对富有的不过60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维持温饱水平，只有最为富有的1200人，或许能够维持相对优裕的生活。[2]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口数量的基本停滞，国家财政的紧张，帝国雄心屡遭挫败，也说明与前一世纪比较，雅典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已经有5000人丧失土地。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富的社会中，居然有近14的人根本没有土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公元前4世纪，总体情况似乎并无根本改观。当公元前322年安提帕特将公民权局限在拥有20明那（13塔兰特）财产的人中时，能够拥有公民权者不过9000人，可能不过雅典原有公民的一半。[3]

不过在雅典，由于民主政治通过多种手段支持贫穷公民，如不对公民征收常规的直接税，偶尔征收的临时战争税的主要对象是富人；富人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义务，如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资助戏剧演出等；继承制度相对有利于维持公民家庭的延续，特别是规定，如果一个公民死后无子而仅有女儿，则该女儿会成为该家庭的继承人，招赘女婿，其孩子首先保证招赘家庭的延续。诸如此类的措施，让雅典财富的集中比较缓慢，很少有所谓田连阡陌的大地产出现，即使在富有阶级中，财富的分布仍然相对平均。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地产的价值大多在2000～3000德拉克马之间，也表明财富集中的程度，在民主政治下相对缓和。雅典也因此成为公元前4世纪最为稳定的城邦，从不曾有人提出没收财产、重分土地的口号来发动革命。连在国家危机时期解放奴隶的主张，都在公民大会上被击败。[4]

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农业也同样受到战争严重的影响。科林斯战争期间，科林斯成为主战场，斯巴达人连年的入侵给科林斯农业以巨大影响，以致一部分人准备发动政变，重回伯罗奔尼撒同盟。比奥提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受益者，通过廉价购买阿提卡的逃亡奴隶，抢掠阿提卡而发了财，但从公元前378年起，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几乎连年入侵，每次入侵，必不可免地会带来一些破坏。即使是斯巴达，也在公元前369年遭遇底比斯入侵。色诺芬提到底比斯及其盟军沿途破坏庄稼，抢掠财物、黑劳士，庇里阿西纷纷逃亡，斯巴达受到惨重打击，美塞尼亚的独立几乎使斯巴达一蹶不振。阿凯亚、阿卡狄亚、阿哥斯等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乎未受到破坏的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都曾数度被入侵。就希腊大多数公民来说，其经济始终处在糊口的水平，一年的歉收就可造成饥荒，一年的绝收则可能使其完全破产，连续数年的打击，其情形就更加严重。如果说希波战争后的和平曾使希腊的小农经济达到繁荣，公元前4世纪绵延不断的战争，又使小农经济陷入破产，其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各邦公民重装兵人数的下降。以雅典为例，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伯里克利声称雅典有13000名重装兵，可到公元前4世纪末，拥有2000德拉克马者不过9000人；斯巴达的情形更加严重，它的公民到公元前4世纪中大约仅有1000～1500人。麦加拉、科林斯等邦的公民人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社会冲突加剧

小农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原本大体平等的公民集体的分化不断加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柏拉图声称，希腊所有城邦都被分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战争。为了避免冲突，他的《理想国》中的第一、二等级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在《法律篇》中，私有财产虽被承认，但有严格的措施限制贫富分化，以避免过分的不平等；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声称，整个希腊都陷入巨大的社会冲突之中；亚里士多德专辟一章讨论城邦内部的冲突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在科林斯盟约中做的规定：不得违背各邦现行法律判处公民死刑、没收财产、流放公民、取消债务、重分土地等。不得为革命的目的而解放奴隶，典型地反映了希腊城邦内部斗争的激烈。

希腊城邦内部的斗争本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从古风时代以来就时常爆发内部冲突。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这类冲突相对少见，也较为温和。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强邦各自控制着自己的盟邦，各邦大体平稳，十分剧烈的社会冲突相对较少。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内部平民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张，而且愈演愈烈。最显著的例子是科西拉。公元前427年，亲雅典派与亲斯巴达派展开权力之争，大批公民被杀；公元前411年、公元前374年、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61年，冲突又先后爆发，每次都造成双方大批人员的死亡和流放。最为稳定的雅典，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两度发生寡头分子的革命，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1500人被非法剥夺生命。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内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公元前382年，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部分民主派未经合法审判即被处死，另有约300人被迫逃亡；科林斯战争期间，号称寡头统治典范的科林斯发生革命，大批贵族被杀，部分人逃到斯巴达；阿哥斯的革命使千余名富人丧命，最后连发动革命的人民领袖们也被杀；特盖亚的革命迫使800名寡头分子逃亡斯巴达；菲利乌斯的寡头派利用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的支持，对民主派进行清算，并促使斯巴达出兵，致使城邦几乎解体。甚至一向号称稳定的斯巴达，内部也发生了基那东密谋。

内乱的发生，严重削弱了城邦公民集体，使城邦陷入严重的分裂。流亡者与敌人一道战斗，企图打回国内，重新掌权。留在国内的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惜借用外来的力量。其结果，公民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城邦自治的原则日益遭到破坏。无论是旧有的政权继续掌握权力，还是流亡者返回，都会造成一批新的流亡者，他们又请求其他城邦支持，导致新一轮的战争，结果形成了内争—战争—内争—战争的恶性循环，流亡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布敕令，规定各邦召回自己的流亡者。据说当敕令在奥林匹亚宣布时，前来听取的人数达到数万。而敕令的发布和部分流亡者的回归，直接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城邦新一轮的内部斗争，成为拉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5]前已指出，希腊城邦缺乏强有力的对内专政机器，稳定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帮助。然而，小农经济的破产，让公民集体本身开始走向瓦解，而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又恶化了公民内部的关系，导致从前相对和谐的公民团体，如今不复存在。建立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城邦制度，随之出现危机。

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唯一例外的是雅典。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大批民主分子流亡国外。但民主派返回后，并未像寡头分子们那样滥杀无辜，而是实行大赦，且很快在雅典恢复了和平，公民集体以重建。亚里士多德因此高度称赞说：“无论在公务和私事上，雅典人对于过去灾难的处理都表现了历史上任何民族所未有的最具充分荣誉的和政治家风度的精神，因为虽然条约上规定在城内的和在皮莱欧斯的两方各自偿还，但他们不仅不追究既往的攻讦，而且还用公款归还那三十人为战争向斯巴达人借来的钱。雅典人认为，这是取得和谐的一个首要的步骤，而在其他的国家里，那些建立民主政治的人不但不肯从他们自己的财产中付出任何东西，而且甚至还要重新分配土地。他们并在克塞奈涅图斯做执政官的时期，即在移居到埃琉西斯的人迁徙后两年，与这些人也和解了。”[6]但我们不应忘记，雅典拥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制度基础相对雄厚，公民的政治素质相对较高，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仍有重建昔日帝国的雄心，但欲重建昔日的光辉，必先重建公民集体，所以雅典民主派未向富人报复，但某些人想把无地公民排除在公民队伍之外的企图也遭到失败。此后，雅典的内争虽未公开爆发，但雅典的富人愈来愈对民主不满，政治热情下降，不愿承担公益捐献，法庭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公民兵不愿外出作战，部分公民外出充当雇佣兵等，都反映了雅典公民内部的不和谐。不过由于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使寡头政治在雅典完全丧失了人心，才未使富人把他们的不满付之于实际的政治行动。所以，像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同样面临着公民集体不断分化，内乱加剧的趋势。

三、军队成分的变化

伴随着希腊城邦的形成，由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城邦公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水师政策又把其第四等级公民投入了战场，大大增强了雅典的军事力量。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在希腊的陆、水师中，公民兵占有绝对优势，重大战役都在公民兵之间决定胜负。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到公元前4世纪，在陆军中，重要的战役如纽克特拉、曼提奈等，虽然仍在由公民组成的重装兵之间展开，但轻装兵、雇佣兵日益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德摩斯梯尼在斯法克特利亚成功地运用轻装兵打垮了斯巴达的重装兵；科林斯战争中，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指挥的雇佣兵又打败了斯巴达的重装兵。相较于业余的公民兵，雇佣兵因为长期参战，以战斗为业，具有相当的职业素养，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公元前4世纪战争日益频繁，攻城技术、军队调动、多兵种之间的配合、多种器械的使用，到公元前4世纪日益复杂，非经过专业训练难以达到。而小农的破产，让部分公民选择外出充当雇佣兵谋生，为雇佣兵提供了广泛的来源。于是，雇佣兵迅速在希腊各邦扩展开来，雅典、斯巴达、佛奇斯、叙拉古等都广泛使用雇佣兵，水师中招募外邦公民为桨手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不仅如此，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邦还把自己的公民兵当雇佣兵派到国外赚钱。雅典将领曾多次受雇于波斯和埃及，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在80岁的时候，还到埃及充当雇佣兵为斯巴达赚钱。

雇佣兵的流行，使军队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公民兵，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平时是公民，务农是主要活动，只有战争时才临时听候征召组成军队。一旦转变成为雇佣兵，则近乎职业军队，主要目的是谋生和赚钱，军队与城邦间的血肉联系被削弱，城邦对军队的控制也相应减弱。同时，作为军官的公民，往往也被金钱所左右，雅典将军卡布利亚斯、卡莱斯、提摩特乌斯、伊菲克拉特斯等人都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抛弃雅典，而到埃及、波斯等地当雇佣兵。德摩斯梯尼经常谴责说，雅典的雇佣兵不会把雅典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攻击自己的同盟者。雇佣兵为钱打仗，很多时候根本不管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他今天可以受雇于雅典攻击斯巴达，明天或许又会受雇于斯巴达而进攻雅典。雅典人色诺芬先是参加了小居鲁士为争夺王位招募的雇佣军，返回希腊后，竟然加入斯巴达一方进攻雅典，被雅典缺席判处死刑；希腊军队曾经受雇于波斯，进攻反对波斯的塞浦路斯人；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自己的军队中有不少希腊雇佣兵。在波斯大王的军队中，同样也有数万名希腊雇佣兵。更有甚者，雇佣兵还被用来对付本邦的公民。当叙拉古公民暴动反对老狄奥尼修斯的僭主统治时，雇佣军公然听命于僭主，进攻叙拉古公民。雅典三十僭主也曾经利用雇佣兵对付本国公民。而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的情形非常少见。

尽管如此，希腊各邦因财政原因，不可能长期、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兵。大规模长期使用雇佣兵者，是像叙拉古、佛奇斯、马其顿等有特殊财政资源的城邦和地区。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有些城邦如底比斯等，仍然较少使用雇佣兵。但雇佣兵的兴起以及公民脱离本邦而到外邦当雇佣兵的现象，表明公民、士兵、土地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城邦结构已有所松动，无疑是城邦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君主制的复兴

君主制曾经是早期希腊普遍流行的政体，随着公民集体的形成，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如马其顿、伊庇鲁斯等地，以及希腊人的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库列涅等，君主制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残存，更不用说一直与希腊人打交道的波斯帝国的君主制了。所以，即使在城邦制度的盛期，希腊人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君主制。只是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以及随后城邦制度的鼎盛，让希腊人拥有了某种优越感，总把君主制与蛮族、奴役相联系。公元前4世纪，随着城邦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矛盾的加深，在希腊世界的某些地区，君主制重新抬头。西库翁的欧吕弗隆、色萨利的耶逊和亚历山大等人是希腊本土各邦的显例。欧吕弗隆长期执掌西库翁权力，后因遇刺身亡才被取代。菲莱的耶逊和亚历山大一度掌控色萨利。他们在国内都掌握着绝对权力，把自己作为城邦的象征。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西西里的叙拉古、马其顿、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等，更是君主制有利的试验场。叙拉古的老狄奥尼修斯利用僭主惯用的手段，以讨好人民登基，后依靠雇佣兵镇压公民的反抗，并在与迦太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来，他基本统一了西西里东部，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南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顺利把僭主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小狄奥尼修斯，从此在西西里树立了一个家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先例。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西西里的居民四处迁移，处置被征服地区城市和居民的命运，对待自己的属下完全是一幅专制君主的嘴脸，任意把他们撤职、流放乃至处死。虽然小狄奥尼修斯时代的动**最终让该家族丧失了统治权，但君主制的传统实际在叙拉古已经扎根。马其顿的君主制传统更加悠久，其王室自称源自希腊城邦阿哥斯，享有众多特权。到腓力二世时代，王权获得极大强化，成功统一马其顿，并于公元前4世纪末击败希腊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面对境内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混杂的形势，利用希腊人的传统和当地西徐亚人的制度，成功维持了近200年的君主制统治。无论希腊人是否愿意，他们都被迫与这些君主打交道。斯巴达曾经与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合作，共同对雅典和底比斯作战；马其顿曾经是希腊众多城邦求助和对抗的对象，公元前350年以后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史，基本被马其顿的崛起左右；博斯普鲁斯是希腊世界的粮仓，雅典的粮食大多来自该地区，其他希腊城邦也不得不讨好斯帕托西家族的君主，以求让自己的运粮船满载而归。这些地区君主制统治的成功，似乎让本土的希腊人看到了城邦的希望，并对希腊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思想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君主制重新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制度受到重视，并得到某些思想家的首肯。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把君主制当作十分丑恶的制度。柏拉图的精英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对希腊那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体制的反动，期望以颠覆希腊城邦的传统体制，让城邦获得稳定。但在他的理想国中，能够掌握哲学并指导国家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王。他曾经三次前往西西里，希望把他的政治哲学付诸实践，把小狄奥尼修斯改造成他心目中的哲学王。可惜他的理想碰到实践时，不免让他头破血流，他本人几乎被僭主卖为奴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老师那样绝对，曾经在为民主政治辩护时说过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但他同样并不厌恶君主制，反倒认为，如果一个城邦中有那么一个美德和智力都超群的人，那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此人，否则就是不公正。他还把那种由一人掌权且为全城邦着想的人作为最为理想的三种正宗政体之一。伊索克拉底早年还幻想斯巴达和雅典能够联合起来共同领导希腊世界，但在自己的希望破灭后，他的思想也转向了君主制，期望塞浦路斯的尼科克列斯等能够领导希腊人入侵波斯。马其顿崛起后，伊索克拉底犹如找到救世主，期望腓力能够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和领袖，以把战争引向亚洲，把幸福带回希腊。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还注意公民团体的统治，则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强权和个人。

综合上述，到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城邦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变革。这些变革是否意味着城邦制度的危机，尚有待讨论，但它至少暗示，当时城邦制度确实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7]而问题的出现，源自城邦基础固有的脆弱性：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公民集体虽然在短时期内大体保证了公民间的平等，但贫富分化、战争的破坏、制度上的缺陷，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它的稳定，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连续不断的冲突，大大加快了这一趋势。面对危机，希腊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或者固守城邦制度，或者走向联邦制，或者转向君主制，进行着成败程度不等的试验。

五、对危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