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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1页）

本章小结

以上笔者结合敦煌七曜历术文献，从时日宜忌、生人吉凶、五月五日占和日月蚀及地动占四方面对《宿曜经》所见的“七曜占”作了初步梳理。事实上，七曜占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并不限于上述四方面。以P。3081《七曜日吉凶占法》为例，此件收录“七曜历日忌不堪用”“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脱逃走等事”“七曜日生福禄刑推”“七曜日发兵动马法”“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七篇，每篇皆以七曜为序，述其吉凶休咎，其分类编次，“每事以七日为周，则检一事而七日俱备”[104]，应是七曜日占法用于疾病、失脱、逃走、福禄、出行、兵马等事项的反映。

七曜占在中古社会的流行，可从七曜或九曜“注历”中得到说明。前举S。P6、S。2404、S。1473+S。11427、P。3403等《具注历》所收“推七曜直用日法立成”“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就是七曜值日宜做某事和不宜某事的总结，自然也是七曜占的部分内容。此外，S。P10《中和二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附有“推男女九曜星图”，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岁具注历日》收有“九曜歌咏法”，它们均是根据行年数字（年龄）而将人的命运与九曜中的某一曜联系起来。五代后周时，端明殿学士王朴奏呈《钦天历》说：“因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常式”，说明九曜“注历”已成为当时历法编纂中最为常见的内容[105]。推究其中缘由，应与九曜描述的吉凶祸福和禄命生死密切相关。

七曜占的流行，还可从国家对七曜历的控制中得到说明。《唐律疏议》卷9《私有玄象器物》云：“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乙雷公，私家不得有。”〔疏议〕曰：“天文者，《史记·天官书》云，天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故易曰，仰则观于天文。图书者，河出图，洛出书是也。谶书者，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徵祥之书。兵书，谓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七曜历，谓日月五星之历。太乙雷公者，并是式名以占吉凶者。”[106]根据“疏议”的解释，天文、谶书、太乙雷公等具有预测军国大事、“未来徵祥”及推占吉凶的功能，七曜历既与天文、图书、谶书等相提并称，显然亦有预测灾祥和“以占吉凶”的作用。这种“符命历数之说”，“从来为皇家所重视，七曜历既属外来历法与卜筮书，则输入以后，不久当可引起皇家之注意”[107]，故而朝廷明令予以禁止。

大历二年（767），代宗颁布《禁藏天文图谶制》：“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108]重申天文图书及七曜历之禁令，正说明唐代社会中钻研七曜历者绝不在少数。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坐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109]可知这位赴汉中任职的“侍御”就精通七曜历法。以七曜的撰述为例，咸通六年（865）归国的日本僧人宗叡在《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收录了唐人编撰的《七曜禳灾决》《七曜二十八宿历》《七曜历日》各1卷[110]，可知咸通年中，“七曜历日已普遍流行于各处”[111]。乃至五代后周，“市儿有解算七曜历经者”[112]，民间七曜历流行之广，由此可见一斑。广顺三年（953），太祖诏敕：“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太一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合有。”[113]但这种禁令并没有收到很大成效，以致宋开宝五年（972），仍能看到天文、图谶、七曜历等“不得藏于私家”的诏令[114]。

七曜历“占候吉凶”的特征，在唐李涪《刊误》卷下《七曜历》中亦有反映：

贾相国躭撰《日月五星行历》，推择吉凶，无不差缪。夫日星行度，迟速不常。谨按《长历》，太阳与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贾公言一星直一日，则是唐尧圣历，甘氏星皆无准凭，何所取则？是知贾公之作，过于率尔。复有溺于阴阳，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迟速，焉可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贾公好奇而不悟其怪妄也。[115]

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七曜历者，日月五星之历”，即是推算日月五星自然行度的历法，正与《日月五星行历》相合。其中“一星直一日”“七曜日直”“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诸句，刚好与《宿曜经》“其行一日一易，七日一周，周而复始”呼应，说明贾耽所撰《日月五星行历》就是不折不扣的七曜历。所谓“推择吉凶，无不差谬”的描述，其实正是七曜历“推占吉凶、卜择时日”的反映。至于七曜历日，尽管分类编次并不统一，或者“以日统事，休咎均系于每日之下，则揭一日而吉凶毕见”，或者“以事统日，每事以七日为周，则检一事而七日俱备”[116]，但都是吉凶宜忌和休咎福祸的推占。因此，不论是推演日月五星行度的七曜历法，还是规范时日宜忌的七曜历日，事实上都有七曜日吉凶推占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七曜占在中古社会广泛流行的反映。

[1]《后汉书》志第二《律历中》，3043页，中华书局，1965。

[2]No。1300《摩登伽经》卷上，《大正藏》，第21册，405页。

[3][法]伯希和、沙畹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遍》，43～104页，中华书局，1958。

[4]见《东方杂志》，第34卷，1937；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页，中华书局，1984；邓文宽、马德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24～3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5]《辅仁学志》，第11卷1、2期合刊，137～157页，1942。

[6]李俨：《中国算学史》第四章“印度历算之输入”，55～62页，商务印书馆，1937，此据1998年影印版。

[7]临川书店，1943年初版，1989年增订。

[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译本，72～83页，科学出版社，1975。

[9]见《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册，377～441页，1973。

[1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305～3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76～11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11]江晓原：《东来七曜术》（上），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2），100～103页；载《东来七曜术》（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3），23～26页；《东来七曜术》（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4），54～57页；《〈七曜攘灾诀〉传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3），42～45页。

[12]刘世楷：《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4），27～39页；罗增祥：《二十四史中的七曜历初考》，载《文教资料》，2008年7月号下旬刊，71～73页；陈志辉：《隋唐以前之七曜历术源流新证》，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4），46～51页。

[13][日]羽田亨撰，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此据耿世民译本，67～69页，中华书局，2005；庄申：《蜜日考》，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271～301页，1960；[日]石田干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428～442页，中华书局，1993。

[14]钮卫星、江晓原：《〈七曜攘灾诀〉木星历表研究》，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241～249页，1997；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4），45～52页。

[15]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见《选堂集林·史林》中，771～793页，中华书局，1982；高国藩：《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见《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775～804页，文津出版社，1993；收入邓文宽、马德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220～23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法]Marowski，Diviédanslaemédéivale，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2003，pp。237-241，253-254，260；赵贞：《“九曜行年”略说——以P。3779为中心》，载《敦煌学辑刊》，2005（3），22～35页；余欣：《七曜日占法》，见《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270～274页，中华书局，2006；宁宇：《敦煌写本P。3081号文书与唐代五月五日禁忌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12（1），60～73页；陈于柱：《P。3081〈七曜日生福禄刑推〉研究》，见《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151～164页，民族出版社，2012。

[16][法]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55～56页，商务印书馆，195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中译本，198页，科学出版社，1975。

[17]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证》，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5～52页。

[18]No。13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上，见《大正藏》，第21册，391页。

[19]No。13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399页。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44页（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2]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378～37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3]严敦杰指出，唐乾符四年用长庆《宣明历》，用《宣明历》来推算乾符四年朔闰和节气干支，均与残历相合。邓文宽认为此历体例不甚统一，历注中有不少错误，推断应是敦煌当地学者据中原历改写而成。参见严敦杰：《跋敦煌乾符四年历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243～251页，文物出版社，1989；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