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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清精微批文（第1页）

寻找大清“精微批文”

一、缘起

大约四年前（2002），当时的本所明清档案工作室负责人陈国栋先生询问同人，档案中有无“精微批文”，那时无人能答。何谓“精微批文”？根据《大清会典》，“精微批文”或“精微批”是清代都察院巡按御史，茶马御史，户部、工部各关差由京城前往外地赴任的身份证明文件。[1]工作室同人虽然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常常遇到请领或回缴“精微批文”的相关档案，但从未见过该种文件。同人甚至还在整理满文档案时，发现两件与“精微批文”有关的档案。但是“精微批文”是何形制？遍查手边工具书与图鉴，仍然一无所获。不过，经陈先生这么一问，倒是引起工作室同人对“精微批文”的注意。本年（2006）八月间，本所研究员于志嘉女士来工作室调阅“勘合”原件，对文件中所开“计给某字某号精微批文壹道”的文字叙述提出疑问，在本室同人王健美女士的协助下，陆续调出相关档案，经过二人反复讨论，初步认定我们先前认作“勘合”的文件，应该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精微批文”。为了进一步厘清“勘合”与“精微批文”的关系，我们在于女士的建议下，以先前的讨论为基础，继续挖掘史料，草成本文，以就教于学者方家。当然，文责自负，所有的错误由我们执笔者承担。

二、何以误作“勘合”

首先，让我们说明何以先前会把“精微批文”误作“勘合”。我们会把“精微批文”认作“勘合”，主要是依据档案文件的结尾用语所做的判断。清代官府往来文书中，正文之后常见以“须至某者”这样的套语作结。这“须至某者”的“某”便是该份文件的种类或名称。[2]例如，“移会”这种文件的最后会有“所有……理合移缴……查收可也，须至移者”。作为“题本”副本的“揭帖”，其结尾则是“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如图1至图4所示，无论是都察院，或是工部、户部的“精微批文”，在第一段印刷体文字的最后都会有一句话作结；前者是“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而后两者则是“须至出给勘合者”。文字虽然稍有出入，但语意似乎并无不同，因而当年我们认定凡是有这两类结尾套语的文件都是“勘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将同样的档案视作“勘合”，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3]不过，我们下文会论证，“精微批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其实是“勘合”与“批文”两类文种的结合，因此，上述原则不能直接沿用。

三、何以是“精微批文”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先前提到的四张“勘合”。图1先前被认作都察院的“勘合”。这是一份顺治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657-04-14）由都察院发给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往巡按广西的文件，主要分成板刻印刷与手写填入两部分。[4]以下为文件的内容，小字为手写填入部分：

都察院今差本官前去广西公干，把截去处验实放行，若至所在官司，比对朱墨字号相同，速将坐去事件，依限完报，毋得将同姓良善冒名顶解，因而动扰于民，自取罪愆；若朱墨不同，即将赍批人员擒拿赴京，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

一为出巡事，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去广西巡按。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等同吏部具奏外，今将本官赍批前去，本省按察司比号相同，照依札内事理施行，完日径自具奏，仍呈本院知会。

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

顺治拾肆年参月初壹日典吏缺刘继芳代承（顺治拾肆年处，钤盖满汉合璧之“都察院之印”）

都察院

限事完回缴

板刻印刷部分重点有二，一是都察院差官某人前去某地公干，二是所在官司必须比对朱墨字号，以避免冒名顶替之事发生。最后则以“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结束。手写填入部分则有四个部分：一是差官前去的地点，二是差官的姓名，三是文件发给的时间与代承官员的姓名，四是批文的内容，包括出巡官员的职衔、姓名与出巡的性质，以及相关官员为此事稍早前具奏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件的左半部有“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几个大字，其中“差监察御史田升龙”是手写植入。如果当年我们注意到“右批某某准此”这样的用语，可能就不会犯下以“批文”为“勘合”的错误。依照清代的公文用语的习惯，“右批某某准此”是表示，以上（右方）是批给某某的批文内容。[5]“右批差监察御史田升龙准此”自然指的是批给监察御史田升龙的批文。

图1顺治十四年（1657）都察院发给监察御史田升龙前往巡按广西的文件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4011-001

图2顺治九年（1652）都察院差监察御史陈棐前往顺天巡按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63601-001

图2是先前被认作“勘合”的顺治九年（1652）都察院差监察御史陈棐前往顺天巡按的满文“批文”，文字是依照满文的书写习惯，由左至右，从上到下排列；和图1的汉文“批文”一样，这份“批文”的主要内容分成板刻印刷与手写填入两部分，而其形制与内容也无差异。在文件的右下角有几行满汉文并列的小字（第一段为满文的罗马字转写）：

ereemujingweipibeninggunbiyaijuwanduindeuheribebaicarajurganiicihiyarahafanaduri，ejekuhafanwehe，unujihe，juwanuyundedidafiorindeumenjuleribeyedeafabumebuheedeheseitkegidaha

九年六月十三日都察院理事官罗□送到顺天巡按陈棐精微一道，十四日理事官呵都里看徐如龙挂号讫，十九日用宝，二十日在五凤楼前发讫。

这几行文字主要说明这份文件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明白指出这是给顺天巡按陈棐的一道“精微”。我们要找的“精微批文”已经呼之欲出了。

图3先前被认作工部的“勘合”。[6]其形制与上述都察院的“批文”一样，也是分成印刷与手写两部分。印刷体部分也是首先叙明工部差某官前往某布政使司公干，其次要求所在官司必须比对朱墨字样，以避免冒名顶替之事发生。不过，与都察院的文件不同的是，此文件的左下角不再是“右批某某准此”，而是“右仰准此”；“仰”字在这里有命令的意思，全句已无先前说明右方所给文件种类的作用。这样的改变可能与手写批文形式的改变有关。如图3所示，手写批文除了改以两段文字表示外，还多了一行标题式文字，“计给龙字贰拾号批文壹道”。这一行字清楚点出以下四行文字就是精微批文的内容。这四行字有两个重点。第一是说明批文的主旨，即该部龙江关官员任满，移文户部掣签，由内务府员外郎庸保掣得。该部于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1688-10-02）具题，十三日奉旨，同意庸保前去管理龙江关事务，督收钱粮，禁革奸弊。第二点则明言任命庸保“管理龙江关事务”。图4则被误当作户部的“勘合”，其形制格式与工部的文件几乎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手写批文的第一行文字是“计给顺字肆号精微批文壹道”，明白指出这是一道“精微批文”。[7]

图3康熙二十七年（1688）工部令官员前往江苏布政使司公干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4416-001

图4顺治六年（1649）户部令官员前往顺天府公干的批文

资料来源：《明清史料》，登录号103883-001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在都察院或是工部、户部发给的相关文件上，不仅有“批文”，而且还是“精微批文”。虽然我们在都察院的文件上也看到“右批某某准此”的字句，但是这四件文件都是以“须至出给勘合者”或“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作为结尾语。有人因而怀疑这是否是所谓“批文勘合”，也就是有些学者所指称的在“勘合”上写入“批文”。[8]不过，这个疑问不难解决。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间，户部移会内阁典籍厅，全文如下：

户部为移会事，贵州司案呈，所有各关监督例由户部刷给精微批文，前赴任所。今批文印板被焚无存，应移内阁请将旧存精微批文捡发过部，以便照式刊板刷发可也，须至移会者。[9]

以上文字很清楚地显示，上述疑虑是不必要的。户部因为发给关差的“精微批文”的印板被焚，而必须依照先前缴回内阁的“精微批文”式样重新刻板刷印，因而行文要求内阁发回先前回缴的“批文”。户部被焚毁的是“精微批文”印板，而非“勘合”刻板，这事实已很清楚地说明，我们先前讨论的四件文件就是“精微批文”，而非“勘合”。同时，我们也在档案中找到另外一条资料，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这是一件题为“ijishūndasaninadaiya，aniyabiyainikanejehe，jingweipi【dangse】”的满文档册，其中“jingweipi”即汉文“精微批”的满文音译，整件档册的汉文题名为《顺治七年正月分汉敕、精微批档》。[10]这件档册一共抄录了十五件敕谕与两件“精微批文”。批文的形制、内容与上述所引都察院顺治九年（1652）的“批文”几无二致。因此，毫无疑问，这些我们先前认作“勘合”的档案应该改成“精微批文”。

然而，我们要问，何以在“精微批文”上仍然可以看到只在“勘合”上才会有的结尾用语，也就是“须至出给勘合者”与“所有勘合须至出给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精微批文”与“勘合”在明代的运作情形着手。

四、用途与形制

清代的“勘合”与“精微批文”都是承袭明代旧制。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勘合”在明清两代的运用方式并不一致。简单地说，“勘合”在明清两代都是一种凭证，但明代“勘合”的使用范围明显较清代为广。根据近人的研究，明代的“勘合”应用于户籍、军籍的管理，衙门间公文的传递、管理，军队的调动，两京城门的管理，财赋的征收，与邻国的朝贡贸易，西北边区的茶马互市，驿站人夫骡马的支用等。[11]然而，清代“勘合”的使用场合缩小很多，除了用作城门出入凭证[12]，以及短暂用作日月食救护外[13]，主要作为差官依法支用驿站夫马的凭据。在清代，如图5所示，官员奉差出京、赴任、出征，以及进表、进贡与解饷，都会领有兵部发给之勘合，于旅途中要求各地驿站依上面填注的夫、马、车、船、廪给口粮数目提供补给。例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奉差出京，都会给夫二十名、马四匹、驴两头、水路船一只。[14]在外，则由该省驿传道按照品级填给勘合[15]；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后，改由各地督抚发给[16]。

除了使用场合的缩小，清代“勘合”的形制也与明代不同。有学者指出，明代的“勘合”含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半印，又称骑缝印，二是字号，三是底簿（号簿）与勘合纸。”[17]半印、字号、底簿都是用来比对的，以验证文件之真伪。《明实录》中有关当时“行移勘合”（也就是上文所称管理衙门间公文传递的勘合）的文字很清楚地描述了“勘合”的防伪机制，也告诉我们为何明代的“勘合”又叫“半印勘合”：

甲申，五色云见，始置诸司勘合。其制以簿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册付天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府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之事，以下所司，所司以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18]

但是从图5可以清楚看到，清代最常见的“勘合”已不见半印，只有字号。这张光绪十九年（1893）颁给河南正考官王懿荣（1845—1900）的“勘合”，除了详细载明各驿应付的口粮、跟役、马匹的数目外，只有“计开金字七十一号”等字。从这张“勘合”上的警告文字“如有洗改多索、越站枉道及驿棍啃勒情弊，查出一并参处不贷”以及《清会典》中对于滥用“勘合”的种种惩处规定可以看出，清代对于避免“勘合”被滥用的关注，远大于防止它被冒用与诈伪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