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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清精微批文（第2页）

图5光绪十九年（1893）颁给河南正考官王懿荣的“勘合”

资料来源：《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第4期，1805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五、请领程序

不过，明代“半印勘合”的特征在清代的“精微批文”中却仍然保持着。如图1与图3、图4所示，无论是都察院还是户部与工部的“精微批文”的中央上方都有一个“敕命之宝”的半印，顺治六年（1649）以前的只有汉文篆字，后来则为满汉合璧；半印上都有“宝字某某号”的字样。“敕命之宝”半印的下方则是两至三个各部院的半印与批文字号[19]：都察院的是三个左半印；户部与工部的则各有一个左半印与一个右半印，通常左半印盖在手写批文的起头，而右半印则盖在手写批文的结尾处，也就是左半印盖在文件的右边，右半印盖在左边，形成有如两个半印相背对的态势。[20]这些半印与字号显然是批文上“其所至官司，比对朱墨字样”的主要对象。[21]然而，这些批文上的半印与字号是如何产生的？所在官司又是如何比对朱墨字样呢？下面我们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试做回答。

根据《大清会典》，户部、工部各关差监督都必须向部里请领“精微批文”，分别“送科挂号，转送内阁，请用宝发出，本科引奉差官赴午门外跪领到科，按程定限回缴日期”。[22]至于都察院的情形，《会典》的文字较简省：“各该差请给精微批文，本科照例批定限期，该差赴本科领取。”[23]这里的“本科”指的就是“刑科”，只是未提是否送内阁用印。不过，从本所档案数据中，我们看到刑科仍须将都察院的手本送内阁典籍厅，“烦为呈堂给发施行”[24]。这“呈堂给发施行”应该包含了用印的动作。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上述“精微批文”上“勅命之宝”的半印都是由各科送内阁用印完成的。

然而，《大清会典》，甚至《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描述都稍显简略，倒是本所档案提供了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际运作情形。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四日（1746-02-04），内务府郎中吉葆奉旨补授户部西新关监督，户部因此于同年二月初九日（1746-02-28）“咨呈差本部前赴内阁，请领撰给所有精微批文一道，并内号簿一本移会户科比号；外号簿一本咨发江南总督比对；并行文兵部照例派给护敕绿旗官兵，前往护送可也”[25]。显然，各衙门在咨呈内阁的同时，也会跟着移送一本内号簿与一本外号簿，也就是所谓“底簿”。前者用作各科“比号”的依据，后者则咨发该巡按或监督所在官司的长官，以作为未来比对的根据。而根据档案所见，户科、工科或刑科在比号，也就是比对批文字号后，会再移会内阁典籍厅，“烦为呈堂请宝挂号，以便发给”[26]。内阁在用完印，挂过号后，才将批文交由各科发给差官。这一连串动作的目的，应该是在确保批文字号与内、外号簿上的字号相一致，一方面防人作伪，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为批号不对而使差官无法行事的窘事发生。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刑部主事戴楩与吴元璧就因为“各请批文辄行，而失与内号相验，于是元璧至镇江府与原给外号验不合，不可以行事；而楩亦称批号与籍号不同，各为巡按御史参劾”[27]。

不过，除了比号外，各科官员对于“精微批文”还有用红笔做标记的动作，也就是在清代下行文上常见，有提示阅者注意之用意的标朱。清朝人刘献廷（1648—1695）的《广阳杂记》就记载：

凡巡防盐关差，皆有精微批一纸，以为凭限；批发自内阁，而科臣批之。[28]

明朝人李清（1602—1683）也在《三垣笔记》上写道：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签押，于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某准此，则用朱笔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于批后又书“候回还日缴”五大字，送中官用印。[29]

由这两笔数据我们可以确定，图2都察院的那份“精微批文”上，“本官前去广西”与“差监察御史田升龙”两段文字上的朱笔直批都是科臣所为；而图3工部“精微批文”上那些手写批文前后的“引号”与批文旁的红点，也都是科臣的朱笔标朱。[30]这些“精微批文”必须在差满回京后的一个月内送各科销号，转缴内阁，超过时限者议处。[31]这也就是我们今日可以在内阁大库档案中看到这些缴销的“精微批文”的原因。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了解，清代的“精微批文”实际上仍保有“半印勘合”的形制，都是利用比对字号以防诈伪的凭据，只是前者在半印、字号以外还加上了批文，可以说是“勘合”与“批文”的结合。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何不称作“勘合批文”，而要称作“精微批文”呢？以下我们试从“精微”二字入手，回答这个问题。

“精微批文”中的“精微”二字究竟作何解？目前我们没有找到明朝人或清朝人的说法。不过，姑且不论“精微”二字作何解，翻检《大明会典》，我们发现，凡是冠上“精微”的公文书都是由内府发给京城各相关衙门的，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文件。例如：

凡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关给内府精微文簿，开写日行事务，注销前件，按月奏送本院稽考，年终类送司礼监交收。[32]

凡刑部、都察院问过充军犯人，送五军都督府编发者，每五日各开报本司，本司历事监生填写精微文簿，填满缴进内府。[33]

而本所档案中也有一件“精微奏稿”，是礼部为每年皇帝赏赐“在京在外文武官员及四夷外国人等各项段锦绢布匹”事，除依例年终向内府司礼监“请给勘合填补花样数目”外，还“谨具奏闻”的一件文件。[34]显然，在京各相关衙门送往内府的公文书也被冠上了“精微”一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明代只要与内府相关的重要文书都会加上“精微”二字。而这些精微文书可能也都盖有司礼监的精微印，因为我们看到管制内府各门出入的勘合有所谓大、小勘合之分，前者盖有出入精微印，后者则是盖着兵科印[35]：

凡内府各门进出事件，并内官出入，皆有印信、大小勘合、填写关防。本科官编成字号，并置底簿。小勘合用本（兵）科印，大勘合用司礼监精微印。领出，每三日俱给与守卫官员，填写出入事件。填完小勘合，送内府收；大勘合送本科收，以凭查考。[36]

其实，上述“大勘合”在南京就被称为“精微勘合”。《大明会典》清楚指出，“凡南京内官出入公干，并皇城四门出入事件，填过精微勘合将尽，先行具奏兵部，转行本科，将该给勘合，编完字号，赴司礼监，用精微印，并附底簿给出，发南京兵科给用”[37]。既然内府的“勘合”称作“精微勘合”，当需要将“勘合”与“批文”合二为一的时候，一个最可能的名称应该是“精微勘合批文”。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在《大明会典》中看到了这样的用法：“凡户部差官监收各处粮米及钞关船料钱钞，本科赴司礼监，领精微勘合批文一道，定限给付，岁满更替回还，仍将原批赴监查明，送本科销缴。”[38]清代户部差官请领“精微批文”的规定，应该就是源自这个“领精微勘合批文一道”的条文。这个“精微勘合批文”是我们在会典、实录、《明史》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的例子。在这些文献中，其他的相关规定，不是写作“精微批文”[39]，就是写作“精微批”[40]。我们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说明这三种用法有无时间先后的次序。不过，依据经验，人们使用词汇常有化繁为简的习惯。因此，我们相信，“精微批文”就是先前“精微勘合批文”的简称，有时候更进一步简化为“精微批”。[41]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精微批文”上出现“勘合”文书的形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永行停止

“精微批文”在清代施行的时间其实并不长，顺治十八年（1661）即有停止巡按、茶马御史请领“精微批文”的规定。[42]雍正元年（1723）以后，户部各关只有山海关的监督还需请领精微批文，其他各关已不再需要请领。同时，由外任补授的关差，也不需领批。[43]乾隆三十八年（1773），各关监督请领批文的动作奉旨“永行停止”，而改给札付。[44]这是因为这年二月，户部侍郎蒋赐棨（1730—1802）奏称，“关差赴任向在户部请领精微批文一道……实缘明季税差杂出，莫可稽考，相沿至今，无稗实政，宜删去，以符体制”[45]。一个实施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制度就这样突然被终止了。

蒋赐棨的奏折其实并没有清楚交代为何清政府要终止“精微批文”这样的防伪措施。他的说辞反而引起更多的疑问，因为明代实行“精微批文”并不是由于“明季税差杂出，莫可稽考”。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掌握明代开始发给“精微批文”的确切时间，但很多数据显示，这个时间即便不在明初，也决非明末。同时，发给对象也不仅限于税差。兹提一例，以做说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刑部尚书何乔新（1427—1502）奏称：“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46]孝宗回应：“此祖宗旧例不可废。”[47]从这“旧制”与“祖宗旧例”两词，我们可以判断，“精微批文”在明代开始实行的时间不会太晚。而何乔新的一句“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也点出了明代“精微批文”发给的场合与对象。根据《大明会典》，须向内府司礼监请领“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证的差员，包括都察院巡按、提学、巡盐、巡茶、巡关等御史，清军刷卷等监生，书吏、人吏、法司勘事、审录、决囚等官员，以及差往各王府祭葬、报讣、伴送夷人等的行人、序班与监生。[48]

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清国势正盛。蒋赐棨究竟是不了解“精微批文”的发展历史，还是故意以明末时事贬低它的重要性，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由于“精微批文”的实行，相关衙门必须不断地行文、比号、查核，的确可能对明清两代的行政体系构成负担。明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南京的六科以为先前规定的“两京衙门凡有差遣者，不问事之轻重，皆给以内府精微批文”太过于烦琐，奏请该地衙门，凡是“事重路远者”，才给“精微批文”，“事轻者，不拘远近，只给札帖”。[49]清雍正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照（1691—1745）曾提议使用“勘合字号”，以确保各部院衙门行文各省文书不被书办窜改字句，但未被接受。[50]这是否意味着“精微批文”在清代的实施一直不被重视？同时，“精微批文”虽然烦琐，但在明代仍然持续使用；在清代则不然，不仅实施范围受到缩限，而且还不到一百三十年即被迫终止。明清两代何以对“精微批文”的看法如此不同？这是否意味着清代公文书作伪的问题不如前朝严重，抑或另有其他因素？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最后，我们要指出一点，在明代“精微批文”是向内府司礼监请领，而在清代则是赴内阁用印挂号。换句话说，在明代“精微批文”的发放是由宫内的宦官组织管理，而在清代则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掌理。这一内外之别或许也可以说明“精微批文”在明清两代运作上的差异。

本文与明清档案工作室同人王健美女士合著，原发表于《古今论衡》第16期，2007年，第77～92页。

[1]本文曾参考于志嘉女士于第十届海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25日至26日）上讲评伍跃先生论文《日明关系中的“勘合”问题：以“勘合”形状为中心》的评论稿及刘序枫教授与于女士针对该问题的讨论信函，特此致意。我们也要感谢本所“汉籍全文数据库工作室”与“明清档案工作室”的同人，没有他们制作的强而有力的数据库，我们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本文。参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60《户科》《刑科》《工科》，18b、23b、24a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不过，光绪朝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已不见巡按、茶马御史领批的规定。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15《都察院十八·户关领批》，194～195页；卷1016《都察院十八·工关领批》，206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2]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25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92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登录号104011-001，顺治十四年三月一日，都察院。

[5]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39页。

[6]《明清史料》，登录号104416-001，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工部。

[7]《明清史料》，登录号103883-001，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户部。

[8]伍跃：《日明关系における“勘合”——とくにその形状について》，载《史林》第84卷第1期，2001年，124～143页。中文增补稿，见伍跃：《日明关系中的“勘合”问题：以“勘合”形状为中心》，第十届海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25日至26日。

[9]《明清史料》，登录号095869-001，顺治十一年二月六日，户部。

[10]《明清史料》，登录号167250-001，顺治七年一月。

[11]罗冬阳：《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35～40页。

[1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79《兵部三十八·宿卫》，497页。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00《礼部一百一十一·日月食救护》，781页。

[1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698《兵部一百五十七·给驿一》，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