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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遗产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第1页）

二、工业遗产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随着工业遗产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之看法的转变，工业遗产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且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工业遗产的研究起源于欧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欧美国家出现了“现代主义城市更新运动”，开始关注废弃工业厂房和仓库等工业遗产的去留问题，工业遗产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一般认为，最早涉及工业遗产的研究文章是1952年美国学者D。B。斯坦曼发表的《布鲁克林桥的重建》[34]；1964年，英国创办了《工业考古》杂志，专门研究工业遗产的相关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工业遗产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21世纪以来，工业遗产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2003年，第12届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发表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35]，标志着工业遗产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遗存扩展到近现代工业社会的遗存，更在以往单纯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合理再利用的方向。这一阶段的工业遗产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例如，2004年出版的《工业遗产与地区发展》[36]一书，论述了工业遗产与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关系，认为通过研究工业遗产的社会活动、文化产品及工业产品，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整体状况；此外，原工业用地的功能转换是地区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正确评估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

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比西方晚了将近40年。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工业遗产研究在注重引进吸收国外学界先进理论成果的同时，不断深入探究，扩展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学界工业遗产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少量有关工业遗产的学术论文，主要是介绍西方工业遗产案例和西方的相关理论，自主性研究较少。21世纪后，有关工业遗产的研究逐渐增多。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从本学科的学术专长出发，尝试从历史学、经济学、建筑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2006年，单霁翔在《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37]一书中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六个方面的问题，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状况，并且给出建设性思路。2012年，刘伯英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综述》[38]一文中概述了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的情况，比较与分析了学界关于工业遗产的多方面研究，并就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文明传承问题进行多方位、跨学科的探讨。2013年，张京成、刘利永、刘光宇等人编著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39]一书，通过对我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了学界的研究历程及特点，探讨了工业遗产保护及再利用的发展趋势，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建筑学、景观设计学、考古学、历史学、管理学等角度，综合研究、归纳、分析了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文献，结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与研究的现状，提出来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总之，目前国内有关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工业遗产的理论探究

随着工业遗产相关研究的逐渐增多，各种工业遗产理论的研究相继面世，并且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07年出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40]中探讨了关于文物价值、社会价值的评估要求和世界遗产价值的评估问题；在案例研究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具有不同价值的工业遗产进行了如何保护的研究，探讨了如何建构城市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为工业遗产保护提供了参考案例。2009年，刘伯英、冯钟平在《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41]一书中从城市规划角度探讨了工业用地的再利用与更新问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成熟的土地再利用案例。同年，彭芳的《我国工业遗产立法保护研究》[42]一文，探讨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与开发的策略，尤其是保护性改造及利用的策略，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对工业遗产保护进行了研究，并从多个角度界定了工业遗产的范围，还介绍了国内外工业遗产的相关法律、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保护工业遗产的立法建议。2009年，陈旭的《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理论与实证研究》[43]一文，重点从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的法制建设、安全管理、利用策略、造价管理、建造技术五个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进行了系统研究。

2010年，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44]一书，分析和探究了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力图建立相关的评估标准，还探讨了工业遗产的个性及其与整个文化遗产的关系。朱文一、刘伯英主编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45]和《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二）》[46]两部书中主要收录了两届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的优秀研究成果，分别从地区视角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复兴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考察实践成果。同年，刘翔在《工业遗产产生原因及特点分析》[47]一文中提出，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新类型，近些年来颇受人们关注，其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可归纳为技术工艺的革新、能源与原材料的结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四个方面。文章认为从时间、产生原因、内容、差异和价值五方面还可以对工业遗产的特点进行简要地讨论与分析；工业遗产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衍生物，无论哪个工业化国家，或早或晚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认清其产生原因和自身特点是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实际保护利用的基础。

2014年，彭飞等人的《不同保护层次的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探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48]一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针对京津冀地区工厂搬迁后原厂区的改造问题，提出了今后更好地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的建议，主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有针对性地选择更适合不同保护层次的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模式，实现工业遗产的更好保护利用，丰富城市公共空间，提高地区活力，助力地区文化发展。

学界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工业遗产也有诸多成果。2008年，齐奕的《工业遗产评价体系研究——以武汉市现代工业遗产为例》[49]一文，以武汉现代工业遗产为例，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与特点的研究，选取评价因子，尝试建立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系统理论与评价体系。2012年，李和平等人的《重庆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与保护利用梯度研究》[50]，以重庆的工业遗产为例，从定性的权重分配和定量的评价指标两个方面探索了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方法，确定了工业遗产的四种保护利用梯度。2012年，刘伯英等人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主题沙龙》[51]一文，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理论，自行开发了工业遗产建筑评估软件。其中模糊RHP评价方法有利于指标权重的科学确定，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ANN则有利于解决专家赋权法中主观性较强的弊端。2014年，宋伟在《青岛市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开发RMP分析》[52]中提出，青岛工业遗存是我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们使用昂普（RMP）分析方法对青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从资源、市场和产品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由此提出青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总体构想。

2。不同地域工业遗产的研究

我国疆土辽阔，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在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还是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众多工业遗存。这些工业遗存的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受到了各地不尽相同的自然、社会、人文、物候等因素的影响，也就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为此，各地学者根据各地的特殊条件，对各地的工业遗产做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和研究。然而本书的主旨不是全面研究各地的工业遗产，仅就现有研究中具有突出特点的几个地区做一学术梳理。

（1）上海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早起步的地区，也是工厂最集中，工业门类最齐全、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因而上海的工业遗产数量特别多，上海社会各界的保护意识比较强，保护措施也比较到位，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出身的市民，对于工业遗产有深厚的感情，在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了解上海的情况，笔者曾亲赴上海，详细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的存在和保护情况。

借助于上海工业遗产学术研究的回顾和实地考察可以看出，上海学界、政界对工业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年，上海市政府响应国家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优秀近代历史建筑物的普查，在普查中，将近代工业建筑纳入普查与保护范围内。通过普查和调研，摸清了上海工业遗产的遗存状况。截至2005年，上海已经公布了四批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共有44处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围，工业遗产的保护数量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在这些保护对象中，涵盖了包括杨树浦水厂、江南造船厂、杨树浦电厂等历史悠久的老工业企业的建筑在内的宝贵工业遗存，保护范围包括市政、造船、邮电、轻工、纺织等不同工业门类。

1991年，上海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颁布了《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将上海的近代工业遗产保护纳入了法律保障的范畴。90年代末以后，随着已经确认的上海工业遗产总量不断增加，和海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经验、理念的不断传入，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民间倡导为主体，以兴办创意产业为重点的探索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上海还积极查找既有遗产保护工作的疏漏，加强对工业遗产的监管力度，扩大保护范围，于2002年7月颁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进一步完善了1991年颁布的法律规范。2004年9月，上海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通知》，明确规定“凡1949年以前建造的……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商铺、仓库、作坊和桥梁等建筑、构筑物，以及建成30年以上，符合《条例》规定的优秀建筑，都必须妥善保护”[53]，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工业遗产的时间范围和形态范围。

200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全面总结上海工业遗产保护历程的基础上编写了《上海工业遗产新探》[54]一书，通过介绍上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归纳了上海工业遗产的特征，并展示了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科研机构进入21世纪后在工业遗产调查、发现和评估等工作中的阶段性成果。书中开篇介绍了上海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概况，随后阐述了上海近现代工业遗产的调查、评估方法，并列举了新发现的200多处工业遗产名单。在此基础上，分别就历史分期、地域分布、产业类型及建筑特点四个方面，对上海工业遗产进行了分析总结。其后，以照片、测绘图和文字说明的形式，重点介绍和分析了新发现的30多处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同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出版了另一成果《上海工业遗产实录》[55]，该书根据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组织各区县对上海市工业遗产再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调查所取得的调查研究资料，对上海工业遗产的保存现状做了进一步梳理，并选择其中169处（组）遗产按年代顺序排列，配以图片和文字说明作重点介绍，以展示上海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轨迹和工业遗产的遗存状况。

左琰、安延清所著《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56]一书，全面梳理了上海特有的弄堂工厂的历史沿革和再生情况。弄堂工厂是上海特殊城市条件的产物，曾经在上海工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生存发展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然而，弄堂工厂由于条件限制，工厂建筑往往拥挤在弄堂中，建筑密度非常高，又由于弄堂建筑和走向的限制，其工厂建筑形制多、建造质量也参差不齐，并且其发展不断被市井文化所吞没，工厂环境和弄堂环境都因之严重恶化，成为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以这种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工业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入手，该书研究弄堂工厂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力求对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以田子坊和同乐坊等同类开发项目为例，探索了适合弄堂工厂再生的开发和改造模式。宋颖的《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57]一书，通过城市再生的背景、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上海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研究分析，探讨了以城市文化构建和发展工业遗产旅游为切入点的解决工业遗产保护中遇到的问题；该书还探讨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工业遗产再利用中应该承担的职责，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工业遗产再利用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工业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及时合理地保护和再利用工业遗产，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

个案研究方面，张彩莲的《中国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带为例》[58]，从对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的实地调研入手，全面研究了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的情况，从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定位、模式、战略到产品体系设计都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工业遗产保护、老工业区经济转型、功能升级等新的发展思路。该文认为，完善的旅游发展路径有助于近代工业遗产的可持续性保护与利用。当今大多数研究工业旅游的学者多为管理、旅游等专业，现有研究中系统性的研究论述、理论探讨、定量分析及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均不足，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蕴含的工业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几乎没有纳入工业旅游的讨论之中。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首先应根据工业遗产所处内外部环境特征、时代背景条件等因素来考虑，选择具体的开发模式及开发战略。张彩莲的思考确有新意，其他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当更多的介入工业遗产的研究中来，以丰富完善工业遗产的研究。

吴强等人的《上海玻璃厂遗址保护及利用的评鉴与分析》[59]，通过探讨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全面分析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和利用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总结了国内第一座玻璃博物馆的建设历程。从上海玻璃厂成功转型这一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优秀案例出发，提出合理定位、准确决策、严谨设计策划以及灵活高效的后期运作等有效举措，是项目成功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的工业建筑遗产大致有三种结局：其一是作为文物建筑得到保护；其二是得到开发性保护，被建成博物馆、主题公园或创意产业园区；其三是被直接拆除。前两者都是与文化创意产业互动的表现，是一种良性发展的势态。上海玻璃厂的华丽转身是工业建筑转型的成功实例，为国内许多正在和将要改建的工业建筑遗产树立了一个范例，它的成功表明，工业建筑保护和利用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对工业遗产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定位，准确决策，并施之严谨的后期设计工作和良好的运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业遗产的作用。

（2）东北地区

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区，自清末伊始，东北地区就拉开了工业建设的序幕，其后的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北都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东北地区的工业遗产众多，是中国工业化历史的重要见证。对此，学界一贯比较重视，并有不少研究成果。

有关东北地区工业遗产的研究，大多从片区综合入手展开研究。韩楠的《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60]，以吉林省一省工业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从吉林工业发展历史、工业遗产的具体位置、名称、现存状态以及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等几个角度入手，详细叙述吉林省内工业遗产的生存状况，分析了吉林工业遗产出现的原因及结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典型案例，深入阐述了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文章最后分析了吉林省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王肖宇等人的《沈阳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61]一文，在梳理沈阳工业遗产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提出其具有社会、技术及美学三方面的价值。就社会意义而言，它是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从技术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对制造业、工程学及建筑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那些高品质的建筑物，设计和规划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因此，对于工业建筑遗产，应该给予认定、保护、再利用与再创造。沈阳地区工业建筑遗产有它自己的形象和空间组成特点，以“工业语言”表述着它自身所具备的“工业美”。由于工艺过程的需要，工业厂房往往可以提供一些建筑体量相当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又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不仅可以改作他用而满足许多不同的需要，而且还可在其中进行有创意的分划，带来其他建筑常常想要而不可得的空间条件。所以，应该以“保护—再利用—再创造”的思路对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老工业区，使它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成为更具有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底蕴的新城区。

张坤琪的《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62]一文主要从大庆市工业遗产的实际状况出发，梳理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与建议，并展望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前景。王雅娜的《大连港工业遗产及其对策保护研究》[63]，梳理了大连港的历史沿革和大连工业遗产的形成，对大连港滨水区工业遗产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取得了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合理利用各种优势资源，保护和再利用大连港滨水区工业遗产的思路，主张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注意保留宝贵的文明起源的印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现状调研的分析，还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大连港工业遗产建筑在历史文化等不同价值领域的综合保护等级，并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在专题研究方面，佟玉权等人的《工业景观遗产的层级结构及其完整性保护——以东北老工业区为例》[64]一文，从景观学的角度出发，宏观考察了东北的工业遗产，提出工业遗产是由工业区域（带）景观遗产、工业城市景观遗产、城市工业区景观遗产和工业建筑景观遗产所构成的多层级结构系统。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区域范围内有着各层级的工业景观遗产类型，有不少工业景观遗产整体价值突出，保存较好。应当制定各层级工业景观遗产的科学评估体系，通过设立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区，将那些真正具有整体意义的工业景观遗产分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及文物保护单位或优秀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序列，以实现工业遗产的完整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