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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梁启超佚札辑存（第1页）

附录三梁启超佚札辑存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颇多接触。特别是他初到日本时，曾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上书，展开“勤王”活动；又撰写《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宣传变法维新，鼓吹政治改良，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复辟。此后，又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

我在日本访问期间，曾注意搜集康、梁佚文，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征集了部分函札。其中《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抵日本时写的，对资产阶级的“勤王”活动极有参考价值；《致柏原文太郎书》等过去也未曾露布，特辑录一起。

梁启超旅日时间很长，散存在日本的函札一定不少，如果能提供线索，进一步发掘，那对《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和《梁启超年谱》的进一步整理，将更有帮助。

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

梁启超、王照泣血百拜上书伊藤君侯、林公使执事：

虽然，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寡君英明勇决，知无不行，数月以来，凡敝邦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读，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观。深知非变法不能自存，故毅然排众议而行之，虽条理次第未尽详密，然所以不能按次第而行者，则由大权不在寡君之手也。大权不属，故大纲不能变，只能变枝叶，黜陟不能施，故徒托空言，内外臣等知寡君之无权也，故虽屡下诏书，而莫肯奉行，寡君亦无如之何。此数月以来，敝国办事艰难之情形也。使寡君而有全权，其所办之事，岂止于此而已哉！其必能成就敝国之自立，而保全东方之大局有断然矣。今寡君既有不虞，敝国复何所望？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若执事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则非独启超等之幸，实敝国四万万臣民所同感戴者也。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敢披沥心腹，陈于执事，惟哀而察之。

八月十二日

贵邦军舰大岛中

再，数日以来，闻北京志士被逮下狱者不乏其人。敝邦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今〔所〕被逮者，多血性男子，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复〔振〕之时矣。且彼之捕志士也，并非奉有诏书，特出提督府满洲数人之意而已。如此肆意荼毒，未知底止，真令人发指眦裂。狱中人士如谭嗣同、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皆豪杰之士也，不识大国能仗义设法救之否？或在总署恫喝胁制之，或就中有西乡隆盛公其人者，脱于死而佐大业，未可知也，并乞留意焉。

启超、照又拜

〔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外国人书简》七八，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1898年）。查戊戌八月初六日“政变”起，梁启超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乘日本大岛兵船而东，此函即在大岛舰中所书。函中所言慈禧、光绪事，与梁氏后撰《光绪圣德记》相泐，审系梁氏亲笔。又言慈禧亲俄，请日方营救谭嗣同等，且与王照同署，知梁氏与王照这时旨趣相同，与后来和王照牴牾有别。

致大隈重信书

梁启超、王照再拜上书大隈伯爵阁下：

启超等以羁旅远人，承贵政府之不弃，优加保护，庇之以使馆，送之以军舰，授餐适馆，宾至如归。在贵政府则仗大义以周旋，在启超等则感深情于无既。舍馆既定，辄欲晋谒，面致谢悃，并欲有所陈说，曾托小林、柏原两君代请赐见之期，数日未得闻命。想我公政余鲜暇，或亦秘密斯举，深避嫌疑，未便接见。用是不敢固请，惟胸中所怀欲陈者，请得以书一一言之。

敝国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皇上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旦能享之也。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甲午年之窜安维峻，乙未年之褫长麟、汪鸣銮，革文廷式，今年四月之逐翁同龢，皆此类也。盖其意务欲翦尽皇上之羽翼，去尽皇上之腹心，使皇上孤立于上，然后能任其所欲为，此历年以来西后掌权之实情也。然使既夺其权，而能举其职，则亦何伤。无如西后之政策，惟一意求俄人保护，甘心为奴隶，但求北京之无事、颐和园之安全，虽尽割全国之膏腴，尽弃全国之利益，亦所不惜。皇上痛心疾首，无可如何。去年以来，胶湾诸港，相继割弃，于是康先生伏阙上书，痛哭言事，极陈若不改革，则国必不立，其言哀恳切直，感动上意。于是皇上变法之意益决，于四月廿三日大誓群臣，宣改革之意；于同月廿七日召见康先生，询变法之略。康先生请皇上以俄前皇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法，因进呈《日本变政记》二十卷，谨述贵邦三十年以来改革之情形，参以敝邦特别之状质，斟酌损益，条理秩然，皇上见之，益信改革之可以成，就将次第举行。而满洲诸大臣以为变法不利于己，共思借西后之力以阻挠之。其满洲大臣之最奸雄者，则荣禄为首也。彼等思阻挠变法，非废立皇上不可，因与西后定议，命荣禄出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之三军，而定期于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其意盖欲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也。此意凡为满洲大臣莫不知之，汉臣中亦多知之者而不敢言。翁同龢最忠于皇上，因力谏天津之行，遂以罪去官。自此以往，更无敢言者矣。

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启超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真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真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无一毫自大之见，无一毫恋旧之习。使皇上能有全权，则期月三年之间，必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尽行欧米之良法。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之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

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为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禀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且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与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及英米各国人为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拜跪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然彼军机各部及各省督抚诸臣，明知国权在西后之手，皇上不能有黜陟之权，故虽皇上出令，莫肯奉行，三令五申，听之藐藐，自恃为西后所用之人，而皇上卒不能治其不奉诏之罪，此所以改革数月而不能大见其效也。然而满洲党欲去皇上之议，愈不能忍矣。

自五月以来，守旧之徒纷纷愬于西后，请禁止皇上之改革，驱逐康先生出京，西后皆笑而不答。盖彼于天津一役，布算已定。荣禄尝语其同党云：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废之。此实西后与荣禄之隐谋也。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恶名，罪及党类，务将皇上之股肱耳目先斩除净尽。于是幽皇上于南海之瀛台，凡旧日服侍皇上之内监，恐其为皇上之心腹，悉皆屠杀，而西后别易己之心腹以监守之，遂乃尽反皇上所行之政，遍捕海内有志之士，祸至今日，不堪问矣。

要而论之，敝邦今日情形，实与贵邦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类，皇上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满洲全族即贵邦之幕吏也。敝邦议论之士，持公武合体之论者有之，持尊王讨幕之论者有之，而合体之说，固万不能行矣，何也？皇上苟不图改革，一切守旧，一切废弛，一切奉西后之意，一切任满洲大臣之欲，则无不可合，然如此则如社稷何哉！故皇上赐康先生密谕，有云不变法则祖宗之国不保，若变法则朕之位不保，此合体之所以难也。盖不改革则可合，改革则必分，改革则可存，不改革则必亡。两者比较，万无能合之理，此亦如贵邦公武合体之终不能行矣。

至于尊讨之说，以西后之罪论之，彼曾鸩杀慈安皇太后（文宗皇帝之正后），幽杀孝则皇后（穆宗皇帝之后），虐戮宗室，恣肆**，任用宦寺，卖官鬻爵，聚敛资财，骄侈**佚，其可讨之罪，诚擢发难数。且彼不过我文宗皇帝之妾，又非今上之母，以汉之吕氏、唐之武氏例之，讨之诚不为过。虽然，又有难矣。窃尝与贵邦昔年情形比较之，其较难于贵邦者有三端：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讨逆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其难一也。贵邦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逼处，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故此次仅下一密谕，图自强之法，未尝有一言及他事，而祸变已起矣。一旦废立事起，即使外邦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师，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之质而已，其难二也。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柄，与当时贵国之王室略同，然贵国当时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借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士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甚者如毛利公父子，黜其爵、讨其罪而已，而终不能削其兵力，禁其举义也。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借；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弹劾，即日罢官矣。即如此次之事，湖南为人才渊薮，敝邦之长门也，而政变数日，即已将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一概罢斥，而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复可用矣。处士以区区一身，毫无凭借，惟有引颈就戮而已，其难三也。以故帝后合体之事，既无可望，尊帝讨逆之事，亦不能行，此敝邦志士所以吞声饮恨，血泪俱尽，志计俱穷，以至于今日，而我皇上之位，卒岌岌不能保，敝邦改革之事遂废于半途也。

虽然，敝邦之不振，非独敝邦之忧也。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欧米各国，虽五尺童子，无不知之，而与贵邦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尤为最易见之事，想贵国虽五尺童子，亦无不知之。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订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此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

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支那苟为诸国所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尚在不可必得之数，即能得之，抑亦甚微矣。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靡烂，日本能免其虞乎？露人可杀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也如此，仆深愿贵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

夫使敝邦果为未开之野蛮、已死之髑髅，则所谓朽木不可雕、粪墙不可圬者，虽欲提携而不能受力，苟其如是，则启超固不敢奢望于贵国也。然启超窃自揣之，敝国固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实出寻常意计之外，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又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濯磨讲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各省亦所在多有。大率敝邦之人，三十岁以上者，则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想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遍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尺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数年以后，此辈皆成就，欧人欲臣而妾之，恐未易也，此敝国民气之可用也。故以鄙意计之，以为敝邦现时之情形，视贵国三十年前未多让也。

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急，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御之，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

九月十二日，贵历十月廿六日

启超等再拜

〔说明〕本件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ノ袁世凯ノ免官》中《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上书，并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ノ笔谈》，编号500282-500300，共十九页，手迹，另附日文译本。《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第696-705页曾辑入，但有误。据函后日期为“九月十二日”，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后，梁启超、王照流亡日本时所书。

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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