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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朝的外出旅行（第2页）

大唐官员在旅游的时间和地点上受到假期的严格限制，但他们还是会利用出差等方式去游赏美景。概览下唐诗就会发现，描写山川河流景色的行旅诗屡见不鲜，大部分是官员赴任或出门办差时所作。出门办差的路上可以稍做休息，但不能太耽误时间，任务紧急有时也会日行300里，速度太慢则会受到处罚，而赴任时的要求则较为宽松。白居易在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花了7个月在路途中游山玩水，最后才抵达杭州。

文人若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的时间则是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大唐时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是违法行为，被称为“逃亡”“浮浪”，但也有例外，出门求学、求官就不受限制，且通过长途旅行可以结识名人，还能在游览山水等风景中激发创作灵感，所以有名望的家族为了培养自己的官员，也会竭力支持，因此这种旅游通常是比较愉快的。

不过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大唐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的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碰一碰运气，此时便可顺理成章地去外地旅游。除此之外，皇帝不时地举办“制举”以进行唐朝的官员选拔，也给人们旅游提供了便利，然而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参加者四处旅游结交名流，不断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声望。

旅程中的巨额花销和现代一样，对人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年轻时曾由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行，直到浙东。他性格豪爽，本就没有量入为出的习惯，特别是到了江浙一带，见识了扬州、南京的繁华之后，更是日日饮酒狎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久之后，李白就尝到了冲动消费的恶果，沦落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到处借钱的悲惨境地。可以说，这次出仕前的壮游，改变了李白一生的轨迹。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科举盛行之时，每年都有万人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但九品以上的职位总共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以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的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作“守选”。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元稹就是在考取进士守选期间游览了山西。除守选之外，也有人会主动辞官，寻求理想的仕进机会。在辞去旧官等待新职务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

普通百姓在农忙时需每日在田间劳作，农闲时还要完成造房修路等各种劳役，手上也少有积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没有长途出游的条件。同时，乡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长期外出。然而这个情况还是有例外的，如果在唐朝出家，那么就可以专享出家人的福利。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不过缺点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大唐佛教兴盛，信众遍及全国。因此僧侣云游四方时，只要找到一户崇信佛法的家庭，便能得到对方全力的招待。如果运气好，遇到崇信佛教的高官富商，甚至可以获赠盘缠和坐骑，待遇更为优厚。一般僧侣出游通常为了传道或者学习佛法，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处传播佛法，培养信众；后者有点像现在的访问游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周游天下，寻访高僧古刹。由于高僧古刹多在景色优美的山林里，求道的游方就很容易变成赏景的旅游。《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是僧侣圆仁记录自己一路化缘巡礼历程的书。

3．唐朝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

大唐人热衷外出郊游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王公贵族出行是否又和老百姓不一样呢？

最普遍的近距离出行方式就是步行，不管是走街串巷还是附近郊游，走路的方式都是最经济的，因为不花钱。唐朝人步行平均每天能走20多公里，其实和坐船的速度也是差不多的。这样想一想，其实步行也没有那么慢，天津走到北京的话差不多6天就可以到。想要解放双腿，稍微轻松一点的出行方式有没有？有。

比如诗人杜牧就喜好乘车出游，《山行》中的经典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就是诗人停下马车，在枫林中小憩时写下的。再如由于受到胡化风气的影响，长安城的富裕阶层在外出活动时不少都选择骑马出行。此外，由于大唐开放的风气也使得女子骑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悉，开元天宝年间，骑马出门的风气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女子在街上骑马随处可见，她们扎起头发，戴着胡帽，露着脸。有的女子身穿男子的衣服和靴衫，驰骋在街上，与男子无异。

一般来说，富裕阶层多用马，而民间老百姓多用牛、驴。牛车亦称“犊车”。驴有自家养的，也有的是租赁的。“一日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这段古文记载的就是从事租驴业的老百姓出租驴子时的场景，看来这骑驴外出旅行对人们来说也很普遍。除此之外，还有人骑从西域传来的骆驼、大象等动物，不过骑骆驼、大象在长安城并不十分流行，多为人们效仿外国人新奇好玩而已。

除了利用动物方便出行外，唐朝人的“车子”也值得一说。现代街上流行开轿车，在唐朝时就相当于辇或舆。唐皇家专用辇的规格多达7种，分别为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舆有3种，为五色舆、常平舆、腰舆。这些就是对照现代轿车各种系列的不同车型，也有特别限量款，那当然是给皇帝专门准备的。

唐朝时的辇、舆放弃安装轮子，而使用人力抬，这种辇车或舆车，被称为“步辇”或“肩舆”。唐太宗出行时就坐在由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由此显示其皇权威望，接见吐蕃使臣时也是这样。中唐以后，辇和舆逐渐从宫廷普及民间，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他们出行多乘坐辇和舆。辇和舆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轿子。

为了彰显皇权和贵族的地位，唐代皇帝出行的辇和舆也分为礼仪用和日常用两大类。比如说皇帝的礼仪用车主要有“五辂”，“五辂”在形制上差不多，但是在装饰，颜色以及细节上有差别。皇帝的礼仪用车是最为考究的，按照权利和位次排列，其他人如皇后、皇太子等也有专门与其身份相符的礼仪用车。礼仪用车实际上就是维护礼法，彰显皇权的手段，实际生活中并不常用。

不过，唐朝的皇帝们都不太喜欢这种礼仪用车。唐高宗就特别不喜欢乘五辂车，有需要用到五辂车的场合，就用“荤”替代了。他曾经去南郊办事，乘坐骆驼前往，等事情结束，骑着骆驼又匆匆回来了。从此之后，只要是去郊区祭祀等，无论远近，唐高宗都是在侍卫的保护下骑行往来。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类似轿子的兜笼，兜笼也叫兜子，乘坐者多为女性，兜笼的门上挂着帘子，比较有隐私性，这就和轿子很类似了。因为它的轻巧易抬，设计符合礼节，于是在中晚唐的时候非常流行，慢慢普及寻常百姓人家。长安城一时间兜笼随处可见，甚至替代了车舆。

那么，这么多类型的交通工具出现后，没有交通规则乱了套可怎么办？不用担心。唐《仪制令》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不同品级的官员在路上相遇，也有规避的准则，“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诸官人在路相遇者，四品以下遇正一品，东宫官四品以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大致意思是说品级低的官员遇到比自己品级高的官员是要下马以示尊重的。宗教法典《道僧格》对于宗教人士和当官的官员出行相遇也做了规定：“行路相隐”条规定了“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于道路遇五品以上官者，隐”。由此可见唐朝人的智慧，交通出行井然有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交通事故的频发。

大唐律法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高速行驶，也是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车马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如果在闹市区骑马奔驰而过，基本上是少不了挨板子了。因为这句话是说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主板或者荆条打五十次屁股或脊背的处罚。这里的缘由不包括政府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等。如果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人员伤亡的，交点罚款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就对照斗殴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

除了陆地上的各种出行方式，可别忘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那就是水路。唐朝时运河系统已经较为发达且造船技术是远远胜于前朝的。最先进的是机械发动船，机械船有两个轮子，能在河面或者江面上乘风破浪，且速度飞快。普通百姓所用船只种类繁多，有通商客运的船只，又有航行异国海域的海船，还有用于游赏玩乐的彩船、西舫、竞渡船，等等，当时就已经有夜晚航行的“夜航船”了，很像现代在景点见到的夜游船。船中一般都备有美酒佳肴，还有艺人献唱，或者仕女从旁服侍，这样就让夜晚航行的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因此而选择水路出行的游客也特别多。

陆上有交通规则，那么水上呢？唐律对水上通行的交通规则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水上交通规则。唐律中写到：“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也就是上行船回避下行的行船，在地势险要的地方，船只要小心行驶，相互回避。如果水流湍急的地方万一出了相撞事故，那可比马车相撞严重得多。在遵守水路交通规则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水路出行的费用相比马车来说也更便宜，所以大部分的唐朝百姓会选择水路出行。水路纵横交错，交通比较便利，肯定比步行要省时省力很多。唐朝时马路较少，大片的荒山野岭，要是半路上迷路了那可就麻烦了。水路不容易迷路，且价格划算，按平均速度来算的话，一天能走25公里，速度虽然比马车慢点，但价格却便宜了一大半。不过坐船必须要有河道，且只能沿着河走，因此人们出行的目的地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即使是这样，航运也成了唐朝时重要的交通要道，为百姓的出行增加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