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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恢复中华的幕后推手（第1页）

第十章、恢复中华的幕后推手

一、讨元檄文，影响后世数百年

1912年2月15日，已经辞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率领内阁全体成员来到钟山下，那里埋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明皇帝朱元璋。共和国的总统，为什么要参拜专制帝国的皇帝？

因为朱元璋的工作，和五百多年之后的革命者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终结了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本土的统治。更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五百年前朱元璋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纲领，不仅相当接近，甚至有严重的模仿痕迹。而朱元璋的这个纲领，正是在吴元年北伐前夕正式提出来的。

中国历史五千年，大大小小的战役不可胜数，至今依然能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过就是长平之战、赤壁大战、淝水之战和鄱阳湖大战等极少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而历年的战争檄文，尽管都凝聚了当时读书人的智慧，尽管都付出了他们极大的心血，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悄无声息、不可避免地为历史长河所忽略。能够被不断提起，能得到反复传诵的，也仅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个别作品。东汉末年，陈琳仓促写就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严重败坏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人品，初唐时期，骆宾王即兴创作的《讨武曌檄》，更是让武则天的篡国**妇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骆宾王其人，永远受到历朝历代文学青年的模仿与膜拜。

而集中体现朱元璋建国思想的讨元檄文，无疑也属于最优秀之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战争檄文的最高成就。

今天我们看到的讨元檄文，一般公认是出于宋濂笔下。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宋濂执笔，表达刘基的观念。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根本就是刘基和宋濂合写，只是以宋濂的名义发布而已。

这篇曾经风行一时，最终流传千古的讨元檄文，体现的正是刘基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刘基的文笔也许稍逊于有“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但后者的作品，大多是些写景状物的散文，而鲜有政论文体，很难高屋建瓴地概括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样的境界。

这四句话，清楚地点出了朱元璋北伐的两个主旨。一是恢复中华，中国人的土地由中国人治理。这使得朱元璋的军事行动，有了民族革命的因素。相比过去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无疑在思想境界上提高了无数倍。相比刘福通的光复宋室，为一家一姓谋福祉，朱元璋的战争更强调为全体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其号召力高下立判。

这样的观念，不仅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不可能想得出，即使是宋濂这样的学院派读书人，也难有如此清晰准确的表述。

第二个主旨，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让社会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君主贤明，大臣忠心；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社会安定，家庭和睦。而不能让明教和白莲教宣扬的那些空虚的理想世界，来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

今天看来，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都是中国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元朝还是清朝，都是中国的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绝不是殖民统治。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而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恰恰不是汉人而是楚人，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汉代秦是中国亡国；隋唐两朝的皇帝都是如假包换的鲜卑贵族，但中国人也从来不认为那是异族统治。我们还要把汉唐盛世反复提及，当作这个国家的辉煌成就来歌颂。

但在刘基和朱元璋生活的时代，被划入第四等级的南人可没有这样的理解力，他们亡国奴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光复河山，恢复汉族统治的欲望是极为强烈的。即使这个汉族皇帝比蒙古君主更为残暴，他们可能也不会计较了。

元末农民战争之所以与众不同，正在于它所反对的朝廷，是一个外来政权。而全部中国领土被置于同一个外来政权统治之下，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相比历史上的前秦、北魏和金，元朝无疑更为成功，走得更远。但它们所激起的反抗情绪，当然也更加强烈。

讨元檄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没有对元朝政权及其统治做简单的否定，而是承认其作为整个中国合法政府的既成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过去百年元朝统治也有其功绩——“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而非一味地否定攻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接着，檄文笔锋一转，指出如今的元朝政权已经政治腐化，君臣失道，人心离叛乱，没有资格继续统治天下，必须退位让贤。当然客观地说，这肯定有夸大的成分。但夸大算什么呢，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等开国元勋，还把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英国说得跟人间地狱一样呢。对于普遍受教育不高的民众，用“胡虏无百年之运”“天厌其德而弃之”这样的说法，更容易为其接受，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河南、山西和陕西一带的“义军”，虽为元朝效力，却是由汉族军官统领，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对他们的分化瓦解，无疑是檄文的一个重要目标。文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捕妖人”的正当性，而这妖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朱元璋昔日的领导小明王，以此与红巾军、明教进一步彻底切割，让些人相信，他们只要投降朱元璋，绝不会遭到秋后算账：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接着，文章不惜笔墨，对朱元璋过去十三年的成就进行了美化与歌颂，对其出兵北伐的意义进行了放大与拔高，“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目的是进一步让中原的汉官摆脱顾虑，中原的人民水必担忧，配合北伐大军，打击元朝政权：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选自吴晗：《朱元璋传》）

最后这一段，境界更是高远。虽然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但并不鼓吹民族仇恨，不赞成汉族人对蒙古、色目人进行种族清洗。而是为他们指明了出路：只要投降，可以得到与中原之人同样的待遇。这相比一千多年前，350年冉闵鼓吹“杀尽天下诸胡”的《杀胡令》，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倍，我们可以对照感受一下：

诸胡逆乱中原已数十年，今我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今特此讨伐。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屠戮胡狗，为天下汉人义之所在。冉闵不才，受命于天道，特以此昭告天下。

（选自冉闵：《东胡令》）

即使放在五百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样的思想依然有闪光因子，相比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这样的诉求，还是有一定价值。

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执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而是实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各民族相继走上分裂道路。而朱元璋的北伐过程及讨元檄文的发表，无疑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而檄文的名义写作者宋濂，以及这篇檄文背后的刘基、章溢等汉族读书人，其远见卓识尤为难能可贵。他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北伐战略，天衣无缝

纵观中国历史，在14世纪之前，所有大一统的帝国，都是由北向南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是从南向北兼并天下的，一个都没有！即使是桓温这样不世出的一代枭雄，陈庆之这样聪明绝顶的战神，也突破不了这个命运的魔咒，也只能留下终身遗憾。而朱元璋，这个贫农的儿子，真的有把握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壮举？他的信心又来自何处呢？

朱元璋成功的关键，也许正是他的草根出身。低得不能再低的起点，让他无所畏惧，从军十五年的屡战屡胜，让他无所顾忌。正因为每多走一步就是胜利，每前进一点就是突破，面对历史机遇时，他才不会像过去很多人那样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最后错失良机，留下一生的遗憾。

同时，元朝内部的问题，也为朱元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当时的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缺乏足够的权威，掌握兵权的将领称雄一方，不听中央安排，朝廷对地方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地方对中央也没有什么责任感。而各地拥兵自立的势力，大都不是朝廷任命，而是自行组建的“义军”，这类似清末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和淮军。其中。最有实力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占据河南，陕西、甘肃则为李思齐、张良弼等控制，山东由王宣占领。他们之间互不服气，常有冲突。朱元璋大可利用他们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

对于朱元璋来说，可以选择的方案无疑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