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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给人生一个承载力（第4页）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他对“慎独”有其独到的体会。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论语·学而》）

自我每天反省就是“独”。“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积聚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办成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

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痛快彻底。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白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是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法华经》说：“人若知自爱，则应慎护自己。有心者应于三时之一，严以自我反省。”

儒者的自我反省当然到不了佛教忏悔或基督教日课的程度，也没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它既不是为死后进天堂，也不是为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反省，而是为现世的自我完善而进行人格解剖，因此，是一种现实的自我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

外在的规范，只限于一个人和他人相处时才发生作用；如果一人独处时，人们便看不到、听不到。这样，外在的规范就没有作用了。这时，就要看一个人自身内在的品质如何，看他是否能约束自己，做到内外如一、诚实可靠，这就是一个人的慎独功夫了。

儒家倡导“敬”、“诚”。“敬”就是要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有违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难。“诚”则是指要内外如一，不存欺骗之心，待人诚实，待己真诚。这些都是教导人们不管在群居时，还是独处时，都要怀着敬畏、诚实的心态去真实地面对一切。

俗话说：“隔墙有耳，窗外岂无人？”如果不能真正地以内在约束修炼自己，那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把戏，终归会为人识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不欺己，才能不欺人。为了自己的修养，请从慎独做起！

5．乐而不**，哀而不伤

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论语·季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一篇《关睢》，它用平凡的笔调道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能体会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孔子对《关睢》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事实上，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片面。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这一段话是对“君子而时中”的生动说明。也就是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如宋玉笔下的大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所议，中庸就是恰到好处，就是无过无及，就是“东家之子”！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就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快乐过了度就是地地道道地享乐了。

因此孔子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得到礼节的调节为快乐，以赞美别人的优点为快乐，以交了不少有益的好朋友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纵作乐为快乐，以游**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是有害的。”概括起来说，精神的心灵的快乐是有益的，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是有害的。

那么是不是圣人就推崇禁欲呢？

当然不是。否则又哪来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乡党》）

只不过，第一，不能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不能过分；第二，二者不能得兼时，以心灵的精神的快乐为追求，而舍弃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所以才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情况。

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谁能够听巴赫、贝多芬的古典音乐而三个月不知回锅肉是什么味道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不少人正是以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纵情于声色为快乐的啊。圣人说这些都是有害的，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呢？

近来，有人主张“重新定义享乐”，“给享乐松绑”；声称要“摈弃那些虚伪的文明，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说什么“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享乐主义是进取精神的亲儿”，“享乐的人不迷茫，不懂享乐的人才迷茫”，等等。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造就健康的人生。贪图享乐竟能使人焕发出“进取精神”，纵情声色还会使人“不迷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大都是从奢靡腐化、自我放纵开始的。生活上的腐化导致政治上的退化，贪图享乐成了他们灵魂扭曲、思想裂变的“催化剂”。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却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什么了。”（《论语·里仁》）按照孔子的观点，一个人既已立志献身精神方面的事业，就不应该以吃穿等物质方面的生活为追求，因为他的心思不能被物质方面的欲望所分占。

这种观点在过去的时代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但自从进入商品经济的时代，物质文明的**日益渗透精神的领域后，这种观点遭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一代读书人已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分开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界线。进高档酒楼，穿名牌服装已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享受的问题，而转化为一种精神方面的标记和象征。所以，范文澜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好，陈景润式的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也好，似乎都已被所谓“雅皮士”的追求所取代了。

这当然是孔子所不能同意的。

古今中外，靠贪图享乐、奢侈腐化而成就大业者闻所未闻。相反，历史上因骄而奢、由奢而亡的例子，却数不胜数。那种以为通过助长享乐，就能刺激消费、搞活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艰苦奋斗创造的。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最终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社会进步的历史，绝不是“享乐的发展史”。

当然，我们从来不主张过清教徒、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