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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交汇处，原英租界中央维多利亚花园北侧，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城堡建筑，高大而别致，格外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

这座风格迥异的二层建筑，青砖外墙，屋檐为雉堞垛口状女儿墙，两端是高耸的八角形塔楼，中间的楼门向前突出，给人以神秘之感，衬托在朦胧的月色下，仿佛行走在中世纪一般。

这就是天津英租界当年最宏伟的一座建筑——戈登堂，即斯时的国民党天津市政府。

戈登堂原是马术训练场，建成于一八九〇年，共投资三万二千两白银。由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英籍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建议修建，英国著名设计师钱伯斯设计，并以五年前在苏丹喀土穆阵亡的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命名。

戈登于一八六〇年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任工兵队指挥官。天津开埠后，英租界首先开辟，戈登是天津英租界划定与规划的主要设计者。

从一八六二年开始，戈登去上海任“常胜军”管带，配合李鸿章的淮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攻克苏州有功，清廷授予他提督衔，赏穿黄马褂。一八八〇年因中俄“伊犁事件”，他应李鸿章之邀再度来华。

在戈登堂落成典礼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道御史余昌宇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外国驻津领事及轮船招商局经理均应邀参加。

戈登的巨幅画像挂在会场中央，身穿朝服的李鸿章宣布大楼正式开放，并把两个缠着灰、红两色缎带的银钥匙交给德璀琳。

此时此刻，在戈登堂二楼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身穿深色西服的中年男子正向窗外观望，时而蹙眉，时而叹息。他就是天津现任市长杜建时。

时值深秋季节，草木凋零，街景一片萧条。满腹诗文的杜建时触景生情，嘴里哼出了宋玉悲秋的句子来：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杜建时收回目光，来到办公桌前，面对一幅挂在墙上的大比例尺地图深思。他的目光落在地图右上方的东北地区，那一带仿佛还在冒着浓浓硝烟，仿佛几十万解放军如潮水般向天津涌来。

“哼，关内不是关外，平津不是东北！就凭你们那些土枪土炮，想攻破我固若金汤的天津卫，做梦去吧……”杜建时狂态不可一世地喃喃道。

杜建时刚刚接过傅作义打来的一个电话，傅作义提醒道：“东北的共军经过辽西会战，消耗甚大，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和补充是绝对入不了关的，最快也得到来年春天。在此期间，天津要抓紧时间进行城防建设。”

对此，杜建时非常赞成傅作义的看法。他说：“目前，最为担心的就是东北共军入关问题。不过，天津的城防固若金汤，共军即便打过来，没有半年三个月是拿不下来的。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准备对天津城防再作进一步的扩建和加固……”

不知为什么，杜建时今天的情绪不是太好，有点坐立不安。他又走到窗口，满目的枯黄，满目的萧条，满目的凄凉，令他那本来就焦躁不安的心情又雪上加霜地蒙上一层惆怅阴影。

此时，杜建时还不知道，解放军没有如他所愿等到来年春天入关，甚至已经快到他的家门口了。解放军要抓住鼠年的尾巴，利用干天干地的冬天，出奇制胜地拿下被水洼包围的天津城。

杜建时，号际平，四十二岁，武清杨村人。世为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做过四川仪陇的县令，叔叔毕业于北洋陆军学堂，曾任北洋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其父早逝，自幼则在书香之家耳濡目染。四岁时，曾祖母就教他背诵古诗，五、六岁时能背诗百余首。

杜建时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其在毕业典礼上所作的论文深得蒋介石赏识。后来他进入美国陆军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更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杜建时的夫人曾洛生是宋美龄介绍的，是宋美龄的秘书。她曾留学美国，专攻妇产科，获医学硕士学位，为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成员之一。由此可见，杜建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杜建时到天津担任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和北宁护路司令。在被任命为天津市长时，杜建时再三推诿，蒋介石对他说：“际平，听我的话，不要推辞。有事随时向我请示，把你安排在天津我是有长远打算的。”

杜建时任天津市长后，国民党内有人想把他弄下去取而代之，就造谣说他的夫人是中共地下党，在浴室里安装了电台，随时和共党联络。为此，南京专门派一个特务组织到天津调查，结果查无实据，根本没有那回事。

在蒋介石官阺中，主要分为CC、黄埔、政学三系。杜建时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怀疑，那么他究竟应该属哪个派系呢？

据杜建时自己说：“CC派之门我挨不上，也不敢挨，只求其不相忤、不得罪而已；黄埔派挨上了，可从未掌过兵权，身授中将军衔，团长都没当过；政学派要将不要兵，而我是日本投降之后，打内战之前，被委任为北宁铁路的光杆护路司令。”

不难看出，杜建时只是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也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却并未加入亲蒋的哪一派。

时已黄昏，晚霞染红了戈登堂宽大办公室的白色墙壁，也染红了墙壁上的蒋介石画像。那画像上的蒋介石犹如喝多了酒，红着脸带着一种浅笑，似乎以怀疑的神情注视着杜建时。

窗外落叶无声，室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就在杜建时得意于他对军事情势的看法与傅作义“英雄所见略同”时，有人轻轻敲了两下门，原来是英国金融界好友亚当·希伯来造访。

“您好，希伯来先生！”杜建时拉住希伯来的手摇了摇。

“您好，市长阁下！”希伯来的汉语很纯正。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容光焕发的杜建时说：“希伯来先生，您快要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了，听您说话，简直不像个‘约翰牛’！”

“不错，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我爱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希伯来一刻也忘不了英国人的幽默，似乎取笑自己也是一种乐趣，“很遗憾，我的鼻子太高了点儿，上帝忘记赐给我黑头发、黄皮肤了。”

在二人时而用英语交谈，时而用华语调侃之后，杜建时问：“希伯来先生是个大忙人呀，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无事不登三宝殿！”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的希伯来坦然无拘地说，“市长阁下，我是熟不拘礼啊！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市长，不知当说不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