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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之攀（第1页）

迷雾之攀

1930年10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约瑟夫·洛克拍摄的贡嘎专题，“TheGloriesoftheMinyaKonka”。在此之前，关于此地的资料几近一片空白，有的地图在疑似贡嘎主峰的地方写了一个30000英尺（约合9144米）的标高，并打上一个问号。据说洛克起初拍电报回美国，也表示这座山很可能是“世界最高”；虽然最后，洛克在文章中的粗略测算为25600英尺（约合7802米）。

也许是因为影像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篇图文并茂的纪行，再次搅动许多西方探险家的雄心。其中就包括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1929年至1931年，海姆远赴中国，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其间，他带领联合考察队来到川藏的甘孜地区进行地质学考察，目的是“研究打箭炉南北世人罕知的大山地形及地质”。海姆一行人在贡嘎寺停留了两周，测量贡嘎主峰的高度为7600米，并且一路上拍摄了大量照片，留下珍贵的资料。

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贡嘎山，1930年10月，来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小伊深深为之着迷的，正是海姆拍摄的一张老贡嘎寺的照片：1930年的夏季某日，一位僧人站在二楼的长廊，正在吹奏白海螺。

我们抵达贡嘎寺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在吹海螺者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除了亘古的雪山，一切都改变了：照片正前方那座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寺庙佛堂已被无情拆除，一块砖都没有留下。地震、山洪、冰川，一再涂抹并改造这片地貌，唯有永恒的贡嘎主峰，不为四季所动，从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开始，就摄人心魄。

就在吹奏海螺者身后的那间昏暗阁楼里，我们坐着吃干粮，烤火，喝茶，避雨。房间里暗得看不清包装袋的撕口在哪里，唯有正对着正前方的木门，才能借到日光。即使是雨天，外面也明亮极了，栏杆上放着一只饭盆，里面撒着谷物，几只健壮的山雀不停飞下来啄食。它们的羽毛已经被连绵细雨彻底打湿。

几天来，细雨伴随了我们一路：两次翻越子梅垭口，徒步冷噶措，都是大雾，连十米开外的人影都看不清。小伊说：“与雪山交朋友是需要耐心的，就像三顾茅庐。总是要拜访好几次，才能有幸相遇。”

我们此行是为了攀登一座贡嘎的卫峰——那玛峰，海拔5588米，入门级，难度不大。但自从有了党岭的教训，每当听到难度不大这种词，我会在内心补上一句，“看对谁而言”。

贡嘎寺，约1930年，摄影：阿诺德·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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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的起点从子梅村开始。峡谷幽深，点缀着白色高山杜鹃。河流清澈，闪闪发光，如一条流动的钻石矿脉。雨雾中的森林，枝梢迷离，垂帘般挂满了松萝。

松萝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地衣生物之一，喜欢潮湿多雾、阳光充足的环境，只在极佳的空气环境中才会生长。食物缺乏的季节，松萝就是金丝猴的充饥之物。有朋友因为好奇而尝过它：没有任何味道。

德语中有一个单词是Waldei，意思是“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但没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1]。Wald是“森林”，Ei是“孤独”。我倾向于把这个词翻译为“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而不是“林中漫步的孤独”，因为它比汉语中“孤独”一词的所指更加丰富。

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是哲学家与文学家的精神乡愁。这串名字包括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彼得·汉德克……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这部纪录片，正是描述作家彼得·汉德克的晚年生活。他喃喃自语着：“人们常说，作家靠写作逃离生活。这简直荒谬。恰好是作家——或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验生活：那种不受保护、残酷无比、最强烈形式的生活，因为没有体制能保护他，没有居家良药能免他一死，免于恐惧，免于东躲西藏，免于爱恨……”

对于有钝感和野心的人而言，人生可能确如汉德克所说，“是等待收割的田地”；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人生是一座森林，无法收割，只能观瞻，穿行。

也许我们与哲学家之间的距离，只差一条林中小径。

在林中的独享时刻是宏伟的，自成宇宙的——穿过光栅般的松林，回到童年。每一口呼吸，都是属于1991年的墙纸绿：你五岁了，无所事事，不想练钢琴。神经质地咬着指甲，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独自在家偷偷看电视，模仿动画片里的土拨鼠，在茶几旁边原地打转，撞到小腿发青。

时间那么漫长，如一场绵绵不绝的雨，人生仍然折叠着，是一张待读的信纸。未来某些经历，或将如子弹嵌入肌肉，只是那一刻命运还没有瞄准你，没有开枪。你还是一只天真无邪的、行走的人形靶子，迈着欢快的步伐，毫不自知地，走进命运的射程。

脚下的小路坡度陡峭，不过一臂之宽，竟然是一条摩托车道。想象村民们乘着摩托车，在这羊肠小道上越野赛一般风驰电掣，往返运送物资的情景，该是相当刺激。这条小路的尽头是干涸的河床，下午的爬升还得从那里继续。

那天是同行中一位朋友的三十岁生日。他一直严重高反，一路咬牙坚持，走到大本营的时候，感觉简直走丢了半条命。夜里我们为他庆祝：蛋糕坯子是从四百公里之外带来的，现挤上奶油，点缀了水果，插上蜡烛，端过去的时候，非常担心被大风吹灭；在帐篷撩开的瞬间，我们大声唱起生日歌。

朋友强忍头疼，勉强地笑着，接受大家的调侃：“祝贺你，已经把前半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

向导在那个夜里为我们播放了纪录片《登山家》，讲的是加拿大攀登家马克·安德烈·莱克莱尔的故事。这个低调的小伙子身怀绝技，兼容solo攀岩、攀冰、登山，技术全面，是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极致者。他没什么钱，住在走廊里、楼梯间、帐篷里，或者直接躺在野外。他一生只爱攀登，崇尚临场独攀（onsightsolo），这种方式意味着人类攀登能力的极限：一个人，一只小背包，一套冰爪冰镐；独自走向一座此前从未去过的高山，临场判断路线，独自进行攀登，搞定所有的岩石峭壁、冰瀑、冰雪混合岩壁。

这些术语或许稍显抽象。但如果你搜索一下照片，看看剑鞘般笔直的巴塔哥尼亚埃格峰（Ter），以及罗布森峰（MountRobson）的酋长岩，你就能震惊于马克所做的，是何等壮举——这居然是人类能上去的地方吗？

一个并不意外的结局是：一座阿拉斯加的雪山收留了他的生命，为一生传奇画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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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本营去往一号营地的路，只剩下纯粹的攀升。泥泞，陡峭，大雾浓如一锅奶汤。人走在其中，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身在何处；与海拔争夺呼吸，每一口都很费力，像是漫步在海底，周身承着巨大水压，阻力重重。

更糟的是，朋友的高反依然没有减轻。他头疼欲裂，难受到数次呕吐，看上去连站都站不稳了，每走几步，就要把自己绊倒。几年前我也曾亲身体验过一次剧烈的高反：胸口有一头大象在跳踢踏舞，颅骨里有一辆卡车来回碾轧。夜里三点钟，背疼，胸闷，无法呼吸，爬出帐篷上吐下泻。

但是除了独自忍耐，没有办法——就跟生活里大部分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