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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20世纪初W E 盖洛系统考察中国人文地理的评述（第2页）

4．对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原来就是刻在云南府（昆明）阎王庙的立柱上的。

5．名人名言。例如《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第327页上有一个很长的对句，据说它就是由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盖洛在收集中国谚语这一方面并非最早的开拓者，在他之前有好几位汉学家着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正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1895年）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关中国谚语的全集迄今仍未有人编纂过，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没有试过。德庇时（J。F。Davis）于1828年出版过一本《道德格言》，其中收了200条谚语；童文献（P。H。Perny）于1869年发表了441条谚语；卢公明（J。Doolittle）在他的《英华萃林韵府》中收集了700条谚语、广告语、对句和对联。除了这些之外，沙修道（W。Scarbh）于1875年又出版了2720条谚语，附上了索引，并像上述几个人一样，提供了原文。

沙修道出版的谚语经过林辅华（C。W。Allan）的增订，于1926年再版。林辅华起初在汉口传教和在长沙的协和神学校任教，1926年又调往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担任编辑工作。他是盖洛的朋友，曾经向后者提供过有关武汉新式教育发展状况的信息。

从收集和出版中国谚语的时间和数量这两点来看，盖洛的工作与上述几位先驱者相比似乎有些相形见绌，这也许就是他不将其收集的谚语专门结集出版的原因。然而我们认为，盖洛在书的页端上印谚语的方法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醒目的效果。在阅读这些文本的同时，读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单数页页端印着的那些中国谚语的存在。它们言简意赅，质朴平实，然而非常吸引眼球，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作家威尔逊显然是受到他这种做法的感染和影响，也喜欢在传记每一个章节的前面都附上一句中国谚语。

在盖洛的书中，还收录和引用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所谓通俗文学，就是那些通常印刷粗糙，售价低廉，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但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盖洛对这些作品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了解社会的底层。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描述济南的章节中，作者专门提到了这些作品：

然而当文人圈子中的人向孔子顶礼膜拜之际，总是存在着另一个识字阶层，他们的阅读兴趣是不以“文化”为转移的，而且那些廉价的书坊总是准备刊印一些迎合他们趣味的书。《天路历程》和《司布真布道文》在文学史和著名出版商的书单中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在小贩的地摊上卖得很快，就连德莱顿作品的销量也无法跟它们相比。布兰克的杂志也许没有永恒的价值，但其销量会使黑格尔和朗费罗感到汗颜。我们决定搜索一下这个大省府为老百姓所提供的真正的精神食粮。我们逛遍了这儿的书铺，结果买下了大量的图书。

从体裁上分析，盖洛收集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小说、传说、故事、童谣、民谣、催眠曲、墙壁诗，等等。在考察长城的旅途中，盖洛偶尔在他下榻的嘉峪关旅店墙上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诗歌作品，便将它们抄下来，并用于《中国长城》一书之中。后来当他来到开封时，又在一个存放着149个宋代名人牌位的殿堂里看到一首写在墙上的诗歌。当然，他又将它抄了下来，并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提供了该诗的两种译文。这样的作品具有自生自灭的特性，其原文很多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盖洛书中的英译文文本就成了它们唯一的载体。

四

尽管盖洛主观上的确是想通过各种努力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到时代和个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盖洛在其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跟其他许多早期西方汉学著作一样，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的话，不难发现他书中的缺陷和错误，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错误。

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基督徒，他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的描述和分析不可能是非常客观和不偏不倚的。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写道：虽然有些中国人做了坏事，怕受到报应，不敢上寺庙烧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恶人还是厚着脸皮去寺庙烧香的。紧接着他就补了一句：“说谎和发假誓是所有异教宗教的特征。”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基督教教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盖洛在书中对于佛教和道教内部的腐败所做的揭露，以及对于迷信的抨击，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然而每当他把中国的宗教跟西方的基督教做对比时，其对基督教的宗教热忱和对中国宗教的偏见便暴露无遗。在考察中国十八个省府的旅途中，他在成都见到很多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被政府征用改建成学校时，便联想到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欧洲国家里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正在失去其往昔的权威。于是他便发了下面这些议论：

然而（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跟我们的教会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前者本身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神圣的东西，即缺乏神圣的本质，并且向来被用作各种不同的用途，尤其是作为临时的旅店。

他这么说在当时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读者，尤其是道教徒或是佛教徒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盖洛可能对道教和佛教持有偏见，但他所拍的老照片中还是给各地的寺庙、道观、和尚、道士留了很大的篇幅。盖洛亲自前往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采访道教首领张天师以后，给他拍摄了一张罕见的照片。

其次，作为以探险、旅行和演说为主要职业的人文地理学家，盖洛在历史研究和文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并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院式训练（在当时的美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汉学学术训练），同时要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处理一个规模过于庞大的题目，也难免会犯一些初级的错误。例如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年号，这些年号跟皇帝的名字是有区别的。“元符”是宋哲宗的年号（1098—1100年），“河清”是北齐武成帝的年号（562—565年），可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分别把前者误解为人名，而把后者误解为“黄河变清”。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同皇帝的年号有时候听起来十分接近，如明世宗年号“嘉靖”（1522—1566年）和清仁宗年号“嘉庆”（1796—1820年）前后相差近300年，但在同一本书中，盖洛将《长沙地方志》原文中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换算成了“1536年”（即“嘉靖十五年”）。

实际上，这些错误很可能是由盖洛的助手翻译得不严谨所造成的，但是作为在扉页上署名的唯一作者，盖洛还是应该对这样的错误负全部的责任。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盖洛的汉语造诣。

跟丁韪良等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汉学家或传教士不同，盖洛似乎并没有真正掌握汉语这个研究中国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因此在其整个对中国的考察和对地方志、谚语和通俗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他都不得不依赖于朋友、翻译、助手和向导的帮助。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在各个环节出现错误的机会。

正是由于盖洛最初来中国考察时具有教会的背景，在书中说过一些要依靠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著作被打入冷宫，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考察中国的情况和所发表的作品。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来到中国徒步考察长城和漂流长江、黄河的外国人有不少是通过他的作品而对中国产生兴趣的。要想在世界文化中开辟一个中国的视角，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有一种开放和容纳百川的胸怀，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以及正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看法。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对盖洛考察20世纪初中国人文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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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评选古诗源》卷一，会文堂书局。

[1]在该书第318页的插图中，作者附了两张记录这段长城的照片。盖洛在书中所说的“西藏”和“西宁”都是指青海，而不是特指现在的西宁市和西藏地区。盖洛所见的嘉峪关以西的长城也不是一路向西，而是呈半圆形向西南方向延伸。

[2]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中有122张，《中国长城》中有116张，《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有113张，《中国五岳1924》中有101张，共计452张，这还没包括第三部书中解释汉字寓意的插图，如加上那些插图，总数就接近500张了。

[3]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的“第一章杭州”里共附了8张杭州的老照片。

[4]翟林奈是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H。A。Giles）的二儿子，出生于中国，后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书籍。

[5]1英里≈1。6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