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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2页）

坐在我右边的是个姓张的先生，他在城里最繁华的大街上开客栈。我从船上匆忙下来时，就曾路过那里，并被人拽了进去，按天朝的风俗在里面喝茶、吃水果、品点心。这种待遇，即便与费城的任何一张餐桌上的礼遇相比，也都不逊色。他的客栈并不出售任何酒水。

桌上还有一位客人，是泰勒先生的助手，绰号“影子”。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六年前他从教会学校毕业以后便一直跟着泰勒。他是个优秀的业余摄影师，我所收藏的他的一些作品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天清晨，杜西德（CecilPolhill-Turner）[7]及其牲口队一行要前往叙定府，我站在内地会门前看他们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之后，我决定到热闹的大街上去走走。经过上述那个全天开放的客栈柜台时，我见到一个看上去非常聪明的中国人。我问：“这就是你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迷人地笑着，用英语回答道：“Goodday（你好）。”接着他非常友好地提出领我们去逛街，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我们一边走，他一边不停地重复说“Sin（罪过），sin（罪过）”。这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我感到确有很多罪过就在身边，所以每次我都点头，同意他的说法。后来我发现，他所指的其实是太阳（英语中的“sin”与太阳一词“sun”读音相近）。我们身后跟着一群人，他们彬彬有礼，又充满好奇。过了几个街区，前面出现了一群通体黝黑的小猪崽，我指着那群摆动尾巴、拱土觅食的牲口说：“Pig。”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跟在脚后的那个衣衫褴褛的顽童，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他身后的那些孩子也跟着附和起哄，在我周围的人群中，我听到的都是“Pig，pig，pig，pig，pig，pig”。

我那个善良的陪同，原是万县的一名福音传道者，有着惊人的意志力，以前也曾参加科举，并通过了秀才的考试，而且还名列前茅。他初次听到福音书，是在汉口，不久之后，便举家迁往万县。六年前，他开始教一个传教士学汉语。他所受的是儒家教育，但对基督的故事产生了兴趣。他俩一道读着，当故事临近**、快要讲到耶稣受难时，他完全沉浸其中了。一天早晨，他的学生因故离开了一会儿，他趁机一口气读完了耶稣蒙难的故事。当他学生回来时，发现他低着头，正在暗自哭泣。他宣称，从此往后，他将跟随为人类而死的基督。他将他的儒教朋友们召集在一起，当众焚烧了家里供奉的灶神爷。尽管受到乡邻的迫害，还被逐出了文人圈，但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仰。他的座右铭是“无所畏惧”。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孤身一人走了上千里的路程，到偏远的传教站给基督教徒送去帮助和鼓励。其间的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承担。当传教士逃向沿海一带时，他还亲自去接待过他们。从皈依时起，这位周先生就义无反顾，以他的无所畏惧，投入于基督教事业。

跟扬子江上的其他城市一样，万县也常常遭受严重的水灾。定期泛滥的洪水，来势非常凶猛，有时甚至连平常河流淹不到的地方，也会被洪水淹没。听说大水逼近，人们就会携带物品，搬到地势较高的街区，并拆除屋顶的瓦片，以形成气孔，供狂怒的巨龙呼吸。退水后要辛苦好些天，才能将残留的沉淀物清理干净。这个虎年还发生了很多火灾。据说芝加哥大火，是一头母牛造成的。它把尾巴伸进一桶煤油中，然后在附近一盏油灯上轻轻一拂。万县那场五月的大火，缘起于一个粗心大意的当地人。他住在南城门外的一间小屋里。那天，他将一根点燃的蜡烛，插在了竹子做成的隔墙里。中国人平时常这样做，并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可这次，蜡烛一路燃下去，最后烧到了竹墙上，干燥的竹墙很快被点燃，整个房屋随即燃烧起来。火苗从一座房屋蔓延到另一座，又蹿到了城墙上的建筑，并且引燃了城内的房子。那次火灾开始于晚上10点，很快就威胁到全城。整个城市没有化为灰烬，得益于当局的努力，他们用常规办法，拆除了几个街区，才阻止了火势。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当然代价也很大。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直到翌日黎明，大火才得到控制。此时，300座房屋已**然无存，另外150座已被扒倒。几天过后，第二场大火又接踵而至。一个儿童在一家火药厂里玩火把。不难预料这个游戏玩不了多久，火药突然爆炸，带着那个儿童瞬间就消失了。耀眼的火光随即出现，大火摧毁的房屋数以百计。

舒先生，万县附近的一位小官吏。

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县官发布了一个告示，指示人民如何防止下一个灾难。这个告示以中国特有的迂回说法，严厉地命令人们在遇到火灾时，要爬到屋顶上，打破六个鸡蛋，并且将一把米洒在大火里。当这位县官被问及他是否真的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时，他答道：“不，但我们必须做这些事，以便使人民满意。”事实上，天朝大量的风俗习惯都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愿望”而设计的。当普通的手段不能够阻止大火蔓延时，官员的职责要求他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即纵身跃入火中，以平息火神的怒气。而狡猾的天朝官员为了自己活命，就在这件事上投机取巧；他把自己的衣服、帽子和靴子扔进火里。这样的献祭并不只局限于中国人。

前面提到过的那次干旱的初期，官方曾贴出布告，人人必须戒荤。猪肉店被关闭了，到城里卖鸡鸭的乡民也受到了严惩。而一旦县令的忍耐达至极限或他的胃口因吃菜太多而厌恶蔬菜的话，他有权指定在某一天暂时取消那条戒荤禁令。再说，偶尔也会有大官经过此地，要是没了那些无害和必不可少的猪肉，他又怎么能取悦上司呢？为了抗旱，县官有时会不辞辛劳，到远处的山洞，即龙的住所，取一瓶神水回来。这样的朝圣过后，取回的神水便可以在以后的旱灾中用好几次。人们认为，废弃的旧水井里住着魔鬼，它们的恶意捣乱造成了干旱，所以废井的井口都会用罪犯的木枷封住，以防止恶魔作祟。木枷上贴着纸条，痛斥恶魔造成的苦难。这种做法就是以世俗的观念来对付恶魔。

另一做法是找只黑狗，将它打扮成女人，再雇一个轿子，由四人抬着，沿街游行。最后的办法是负荆请罪。所有的朝廷命官都自戴枷锁，到龙王庙去忏悔，至少表面应该如此。其中有个更聪明些的官员这样跟自己说：“在民众眼里，我不过是个小神；我们还是从大神开始吧。”于是他把龙王搬出庙来，放到衙门的庭院里，坐在龙王身旁，和它谈论天气。过了一会儿，他进了衙门，留下龙王在烈日中暴晒，直到身上的油漆全都起了泡。

万县的福音传道者赵先生

铁先生的“影子”吴士章

抗旱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人来扮演水里的龙王，并经受人们用污水桶的夹攻。虽然中国人并不特别爱干净，但欧洲人也无法想象，他们会把那种令人作呕的脏水泼到扮龙王的人身上。

外国人的出现和福音书的传播似乎并非导致暴乱的唯一原因。在我看来，人们聚众闹事，还有着更大的企图，那就是财富。万县城里有很多钱，因为不过县衙之地，所以没有多少兵勇保护。目击者告诉我说，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抢劫，其中的一次原本是有预谋的，一伙人密谋在子夜时分发动暴乱，洗劫城市。一听到三声枪响，全副武装的暴徒就会冲入城内，把官员都抓起来。但灾祸中也存在着侥幸，那信号没起作用，暴徒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官员们非但没有被抓起来，反而在周围乡间逮捕了几个叛逆首领，并将其斩首示众，将头颅挂上高杆，以警告其他强盗。事后发现，万县的一个富豪曾在暴乱的前几天雇了不少苦力，将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俯瞰城区的“天生寨”。他被控是同谋，对此，他坚决予以否认。但他的敌人不愿就此罢休，又指控他玩忽职守，没有禀告，犯有失职罪，他被判罚白银二万两。毋庸置疑，这笔罚金的一部分落在了那些官僚手中，但绝大部分还是物得其用——在各主要街道设置木栅栏。这些木栅栏白昼开启，晚间关闭，并有更夫负责看护。

章必成[8]先生告诉我，他认为洋人要时刻准备接触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认为客厅传道的工作不该都让当地人做。他说将吸食鸦片的病人留在屋里，而不是当成门诊病人，绝对是有好处的。当保宁刚刚开放时，这是了解民众的唯一途径。章必成指出：

我敢说，我们治愈的病人所讲的故事虽然对我们有利，但和那些不利的报道一样，也往往言过其实。接受治疗的人中，有些人老喊背疼，为了缓解他们的疼痛，我在手上套只精纺线袜，为他们做按摩。由于效果不错，他们便传言开去，说我有只魔袜，能包治百病。

另有一次，我冲进一座着火的房子，用水浇灭了大火。那些惊魂未定的中国人既钦佩，又惊讶，后来全城都传言说火烧不死我。我的部分病人，就是那些吸食鸦片的人，邀我去参观他们的市场，这使我得以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跑遍了整个地区。我做传教工作已经15年了，起初没有什么成效，有时干脆什么也干不了。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地方都忙着，或是买房，或是租房，或是翻修旧房，人们正做着传教的准备，还请求派教师过去呢。

几年前，我曾和一个农民交谈。他承认非常钦佩基督教学说，也说了不加入的理由：入教的文人太少。他说肯定有什么缺点是他无法发现的，否则皇上和文人为什么都不是基督徒呢？此后不久，皇帝颁布了告示，赞同西学，引发保守派的反弹，最终就是1900年爆发的动乱。

受过教育的阶层准备默认我们所说的那些基督教教义的优点，可是他们马上又会说，这跟中国圣贤的教诲并无区别。依我看，中国的皈依必须从社会的下层开始。

然而，难道不正是通过那些“明知不能证明”的人，才传播了这样的知识——“生命者，起于信而终于爱”？

[1]“驴桥”，原文为拉丁语PonsAsinorum，亦称“驴桥定理”，据说其含义为“驴桥在此，愚者莫过”。

[2]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科林斯王和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接近山顶时，石头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无休无止。

[3]“羊毛团子”即四川的“担担面”。

[4]1磅≈454克。

[5]引自张之洞的《劝学篇》。

[6]朱红芙蓉即指制作鸦片的罂粟花。

[7]即“剑桥七杰”之三，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曾长期在四川传教。

[8]章必成（MontaguBeauchamp），“剑桥七杰”之六，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曾长期在四川传教。

只有错买，没有错卖。

Oneonlybuysbymistake;heneversellsbymist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