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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内地会的礼拜通常约有350人参加。那是一座漂亮的礼拜堂，有能容纳500人的座位。整个建筑约值1。5万两白银。重庆是个商贸中心，内地会也在这里有家自己的商行，负责该商行的就是卫保哲先生。他掌管财务，经营金条银元、邮务和日常必需品。为了使分散在中国西部的传教士生活更加舒服和方便，他几乎无所不作。这位精明的经理，精心地处理每个细节，密切地注视上海的货币市场，很快结清了所有的办公费用，头一年下来就有了盈余。无论内地会，还是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了可观的积蓄。可以说，他这个人“诚信经商，必将出人头地”。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卫保哲先生在处理我某些个人事务时所显示出的才干。听说他身体不好，可他快乐而随和，处处与人方便。在他看来，要是更多的人都“病”了，那他就更有事可做了。

以都柏林大学毕业的韦济恒（L。Wigham）为首的英国公谊会开办了一所学校，无论什么教派，所有传教士的子女都可以入学。只有一个英国公谊会传教士的孩子在读，这说明学校纯然是慈善性质的，不分宗教派别。城里最大的华人男童学校，也是英国公谊会开办的，学生们学习数学和英语，劲头十足。他们的教会共有28个会员，另外还有50名候补成员。贵格会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韦哥的中国富绅，今年36岁，家住离重庆200里的一个县城。他得到一本基督教的书，通过仔细阅读，逐渐认识了基督教的真谛。他随即开始实践，凡他认为救世主的信徒该做的事情，他都去做。他向亲朋好友宣讲自己发现的新的真理，让许多人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时隔不久，一个传教士来到这里时惊奇地发现，基督徒已达80人之多，而且定期聚会做礼拜。他向县官和村民打听情况，了解韦哥先生的人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以前的口碑不是太好，可现在改邪归正，判若两人了。去年，当他离家布道时，义和团来到他的家里。朋友们给他写信，劝他回来照看家业，他却回信说：“我这里正准备宣讲福音书，这比什么都重要。”“两军对垒之时，掌握真理的一方岂会一败涂地？”[2]

伦敦会的传教士曾改变过萨摩亚群岛[3]，现在，在重庆也有着意志坚定的伦敦会[4]传教士，其中的佼佼者是帕克先生。他们不但传播福音，还广泛从事医疗救治工作。然而，传教士们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依然有人到处批评他们，指责他们的工作；依然有人不清楚：这些淑女和绅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安宁，他们究竟是如何辛苦工作的。

除已经提到的以外，在重庆的教会还有两个，一是罗马天主教会，一是美以美会，二者都颇具规模、事业顺利。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从事医药工作。我还发现，中国人都喜欢“吃”洋药。所以，除了一次对当地人来说是既有趣又愉快的骚乱以外，人们对我的同胞们一般都是喜欢的。一家大医院正在建设中，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因此保持和平安宁对大家都有好处。仅在去年，就有1。8万个当地病人接受了治疗。美以美会还开办了一家圣经学校，培养福音传道者，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事业。这些扬基佬正在那儿做着许多艰巨的善事。

虎年腊月十七日凌晨5点30分，我带着遗憾离开了重庆。那天，我起床后，喝了杯咖啡，吃了些葡萄干发糕，准备出发。随行人员除了秘书和翻译，还有在“东区”商号雇用的那些苦力、衙门的几位差员，以及一些士兵。苦力和轿夫都十分准时，工作也很卖力。

6点过后，我们一行过了九节桥区，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经过几家新建的法国天主教学堂，两个神父站在门口，胸前大大的十字在他们的黑色长袍上摆动。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南场门”。卫保哲的贴身助手在这里向我们道别：“慢走啊。”我们回答：“请回。”在依稀的月光下，我们走过了城墙外几英里的坟地。自从尤蛮子谋反以来，那段城墙已经加强了防备，以抵御强盗的偷袭。

在长排的乱坟堆中间竖立着的电报电杆，颇能引起种种联想。路边到处可见供奉土地神的神龛祭坛。离城15里处是“浮屠关”，石壁正面雕刻着一尊镀金大佛，近处刻着“公正、仁慈、博爱”等字样。一个和蔼的老人见到我，微笑着问：“您这洋人先生，上哪儿去呀？”“去泸州。”我答道。

那天我走的是从重庆去成都的宽阔省道。这条大路宽7英尺，路面用石头铺成。它令人想起两句著名的诗句：

人情冷暖秋云薄，

世路崎岖蜀道难。

我们在“恒供”客栈停下休息，并于7点40分的时候吃了早饭，我吃了两大碗米饭和豆腐。客栈前厅非常开阔，木头横梁上钉着竹条，大地母亲就是天然地板。那些四面都雕刻着花纹的方桌承托着美味佳肴。上午10点半，我们经过了“石桥店”村，那里有好几道石牌坊，上书“忠孝贞节”“至善美德”等字样。正午时分，我们到了“龙洞山寨”，它的四周修有围墙，用来阻止盗贼进入。附近一家茶馆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敬德堂”。午饭是在沛市（Peshih）村的马氏客栈吃的。这个村子只有一条长约两里的街道。马先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村里居住，也说不清自古建村以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三个人的一顿午饭共计134文铜钱，约合金币6美分，包括炖肉82文、米饭42文、蔬菜10文。这些东西，足够我们所有人吃的。下午3点半，我们来到了召马坑村，看到一户人家正在一口铁锅里烧纸钱。据说这是那家一个死者的忌日，亲人们正给他准备钱财，好让他平安抵达冥界。

下午5点半，我们走进凤凰台镇的“荣华客栈”。至此，我们在一天之内走过了110里的路程。大家都困倦了，但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菜。饭后，其他人无疑是去了哪儿都能找到的鸦片窑子。我在打字机上写了一阵日记，便早早休息了。入睡前，我已在**放了块油布，就放在棉被下，以防备那些活蹦乱跳的昆虫，这些跳蚤数量庞大，似乎总在伺机而动，对客人提供特殊的款待。

由于第二天，即18日，要早早动身，凌晨两点半，我就匆忙起床，开始洗漱。3点15分，我们动身出发，踏上了当天150里的漫长路程。冬天的凌晨，天气十分寒冷，我决定步行，这着实让四个轿夫感到高兴。到7点整，我们正在穿过红褐色土地的乡间。成群的苦力不时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都用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了煤炭的圆竹筐。到了小马村时，我们停下来吃早饭。在这里，我见到了大串的银锭，都是用纸做成、用来愚弄那些幽灵的把戏。在柑橘集市附近，有一道石牌坊，上面雕刻着的座右铭是“乐善好施”。一路上，有大量的这类格言，都铭刻在纪念碑似的牌坊那冰冷的石头上。这类建筑耗银多达数千两，有许多甚至是在皇帝的赞许下兴建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那些贞烈寡妇的纪念，她们成功地抵制了追求者的再婚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孤身死去就变成了一种美德。

前往泸州途中的皮市附近的一家黄氏宗祠

上午11点，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我停下脚步，向四周眺望。美丽的山谷就在下面，整个区域中凡能耕作的地方，哪怕只有一平方英尺，全都开辟成了农田。几头水牛正在田间耕耘。几座坟墓点缀其间，以示对那些“不幸死者”的纪念，上面覆盖着棕色的野草。举目望去，许多田埂纵横交错，将整个山谷分割成无数的不规则的小块。当这些田埂一直延伸到沟渠两侧时，田野的轮廓显得越发完美，恰似一幅宜人的画卷。当乡间的地形起伏不平时，田埂也就显得越发密集。道路两侧，到处可见红色的罂粟花。其果实支撑的鸦片将把可怜的天朝人送入恍惚的仙境，然后再把他们扔回到没有鸦片的现实中，来品尝更深的贫穷。一排排的小麦，间距在6英寸左右，给大地一丝绿色的气息。其他水田已经翻犁，灌入了清水，准备种植水稻。我看到山谷中有一些树，其中有几株冷杉树，下面的枝杈已被砍去。平地上郁郁葱葱，长着那用途广泛、极富观赏价值，而且无处不在的翠竹。精耕细作的田地中央，聚集着农舍，家家茅草盖顶，竹条窗格，泥灰涂面，看上去非常舒服。

中午，我们到达永川县，在一家名叫静心的客栈吃午饭。这里约有25座异教神庙，另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使团。自我踏上这条山路以来，这里也是第二个兴建了福音堂的市镇。这些福音堂正在默默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老百姓对救世主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沿途我常会看见一些深褐色的地方，因其色彩与土地没有丝毫差别，所以很容易使我上当受骗——幸亏这种欺骗只是观念上的。有条当地土狗的运气就比我差多了，竟真的受骗，误将它们当成旱地。不想却掉进了一个水塘，挣扎了好一会儿工夫才脱险。我这才发现，那些深褐色的生物原来竟是一种真菌。它们重量极轻，漂浮在水面，不仅骗过了那条不谙世故的川狗，也骗过了见多识广的美利坚旅行者们。

通向成都的一条大道上的牌坊

下午7点，我们一行拖着疲惫的脚步，终于走完了150里的路，到了王家亭村，住进了天源客栈。不久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抢劫银两案，主犯已被抓获，现正押在大牢，等候北京当局的裁决。我那几个轿夫刚刚完成或许前所未有的重任，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纪录。放下饭碗，他们便蜷作一团，呼呼睡去了。

第二天是周六，要在上午4点到下午5点间，走完剩余的129里山路。那天早晨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头晚入睡前，我们便与困倦的轿夫做了安排，动身的时间定在“鸡叫”的时候。这是因为，像大多数古代居民一样，中国人根本不在意什么钟表的时间。凌晨3点半，当我们叫他们起床时，他们睡意蒙眬地回答了一声“鸡还没叫”，便转过身继续睡觉。他们没有听到公鸡打鸣，所以也就没到鸡叫的时间。由于我们坚持要走，他们最终还是起来了。上路一小时以后，公鸡的啼叫终于传入耳鼓。这时，我们已经在前往泸州的最后冲刺中，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程。

经过一个名叫立石山的镇子时，我见到一个几乎**的男子正躺在狭窄而肮脏的街道上，离他的头仅几步之遥，就是一个卫兵的哨所。他已经奄奄一息，大概是从哪个屋子里被弄到这里，好让他死在露天里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陌生人，如果死在**，是件很不吉利的事。这样的场景，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穷乡僻壤是如此，就连重庆那样的富裕城市也是如此。乘坐渡船过了扬子江（我们在此又回到江上）后，我们就进了泸州，找到了澳大利亚传教士的教堂，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

前往泸州途中奇鸦村的牌坊

作者的轿子停在重庆附近一条石板路的桥上

[1]徐丽生（TheodoreSorensen），中国内地会挪威籍来华传教士。他于1896年来华，先在北京和天津学习汉语，然后被派到了四川北部的打箭炉（今康定县——译者注）藏区去从事传教活动。

[2]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原注

[3]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

[4]伦敦会（theLondonMissioy），创立于1795年，由国教会和长老会发起，后得到公理会等的支持和参与。其宗旨是向“异教徒地区”和“未开化民族”传教。其传教士不分宗派，专注各主要宗派认同的基本教义。曾得到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赞助。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的马礼逊，即为其所派。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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