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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2页）

更多的士兵举枪致敬，随后，啊，总督！他亲自出来，一边表示衷心欢迎，一边按地道的美国方式与我们热烈握手。我发现他绝非平常之辈，年纪大概还不到60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戴着一副西式金边眼镜。他以地道的西方礼节，请我先行步入会客室。我遵命而行，他紧随在后。会客室呈长方形，约20英尺乘30英尺大小。正对入口的，是两把座椅，中间有一张桌子，这是中国上等人家的常见摆设。四盏盒状的大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中央则是一盏罗彻斯特灯[13]。一张西式长桌，上铺一块白布，摆放着刀叉碗碟，四周配着西式的靠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总督走到桌子的首位，示意我在他的左侧就座，这在中国是贵宾的座位。我们全部落座后，上来了四道不同的糕点、两种水果，还有茶、雪茄和香槟。按用餐程序，我们应该首先品尝香槟，但是由于我不饮任何能让人产生醉意的饮料，所以婉言谢绝了。出于礼貌（我认为很值得大力提倡），他们谁也没有喝。我向总督提出，希望跟他私下交流，所有人都迅速起身离开了，只有施肇基和我留下。现在只有我俩单独地跟总督在一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这个人曾救过许多外国人的性命。

这位开明而仁慈的总督是个满人，也是端亲王的亲戚，可端亲王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攻击洋人的领袖。义和团闹事时，端方总督是陕西巡抚。在他和义和团之间只有一江之隔，他若给义和团提供援助也属自然，可他凭借冷静的判断，坚决拒绝了支持义和团。他以极大的热忱，接纳那些因逃避义和团而渡河前来的传教士，不但向他们提供食物和旅费，还给了他们其他礼物。命运总是这样古怪，正当他在陕西保护外国人时，他在北京的住处却正在遭受八国联军的洗劫，连祖先的神位牌也被人盗走了。自那以来，联军方面一直在试图找回这些神位牌。

端方和许多像端方一样的官员，在外国人身处绝境时能挺身而出，依然对他们待如上宾。如果欧洲人能以某种方式，公开地认可他们和向他们致敬，那么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都将受益匪浅。这样做，比起将那些行为不端的官员现场抓获、砍头处死，不知要好出多少倍。数十外国人的身家性命，是端方总督直接或间接拯救的，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毗邻的甘肃省也有许多官员照着他的样子做了。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总督，依仗自己的强大权势，对剿灭洋人的法令不予理睬；可端方不一样，他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连自己的地位也难以保护，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如果我们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那么他的行为似乎越发值得称道。让我们深感奇怪的是，几个月后，被打败的慈禧太后和她的宫廷，竟然会到这个曾经故意抗旨不遵的行省来避难！端方曾违抗过慈禧太后，保护过无助的传教士，后来又帮助过逃难的朝廷，而现在则成了大清帝国最受敬重、最有权威的高官之一。欧洲人若能知其人、晓其事，便能明白其对自己的友善姿态。传教士将不会忘记，是他在可怕的危难时刻，为他们那些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提供了种种安全保障；是他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派出强有力的卫队保护他们，直到危险不复存在为止。而他的士兵们也都服从主人的命令，恪尽职守，直到与张之洞从汉口派来接应他们的救援队伍会合。

署理湖广总督端方

由于他的地位和品格，我斗胆记录了这位精明干练、有影响力的总督与我的部分谈话。他说：“我问过传教士，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人士，征求他们对中国教友文化素质的看法，他们都说，在一万个皈依的中国人中，只有四个秀才，而举人则一个也没有。我认为其中只有三成有资格做牧师。当然，我希望有中国传教士，只要他们能得到足够的教育。约七成的外国教士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工作很出色，从各方面来衡量也都是好人。在不少事情上，新教传教士帮助人们改变了一些错误印象。比如有这样一个传教士，听说他的一些教友企图逃税后，立刻向地方当局做了举报。”说起这事时总督咧嘴笑了，显得非常满意和高兴。税收一直是中国官员心头的大事。

“传教士应该接受适当的管理。传教士如果违法乱纪，就应该向他的上司或领事告发。经过公正的调查取证之后，如果他确实没有大错，就该把他调到别处。如果他确实有罪，就该把他遣返回国。中国官员现在有点偏袒教士。”

“我们欢迎传教医师。”他说，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回忆起某个传教医师为他治愈伤病的经历。然后，他扶了下眼镜，前倾着身体继续说道：“传教士的教育工作绝大部分是值得称赞的，可有人认为教育只是其次，宗教才是首要的工作。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都到教堂去做礼拜，这会吓跑那些上流阶层，使他们停止赞助。”

恰好此时总督的儿子走了进来，并被介绍给我。他能说一点英语，他父亲希望送他到美国去接受教育。我问总督，他认为传教士最适合在哪里工作。他说，目前情况下，传教士还是住在城里更容易得到保护，因为乡村里没有军队，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待在乡下。从前的摩擦只发生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现在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常常剑拔弩张。“说句心里话，”他压低声音，好像要透露什么重要秘密似的，“传教士贷给别人的钱利息非常高，不知教会管理层是否知道，也不知这样做是否符合他们的章程。”然后他继续热忱地说，“美国传教士中有很多好人，应该多派些来，既要受过好的教育，也要有好的人品。”他极为礼貌地再次提醒我说，凡是传教医师和能让人缴纳税赋的传教士总会受到欢迎。即便从世俗的观点看，经过教育皈依的当地人，让他按政府的征税办法纳税，也是理所应当的。《圣经》上说，凡欠人的都该偿还，救世主也曾纳过税，尽管那次纳税要求是极不公允的。中国官员对基督教的评价，主要基于其信徒的行为表现。

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为我准备了不少珍贵而得体的礼物，还许诺给宜昌发电，要求给予我一切礼遇和提供必要的保护。然后，他亲自把我送至庭院，祝我一路顺风。此时，礼炮齐鸣，以示敬意。我辞别总督后，尽量不失尊严地匆忙前往岸边去赶乘轮船，它将载我逆流而上，见识这伟大的扬子江。在我们离开码头前，总督阁下的一位使者急匆匆跑来，登上甲板，掏出一张卡片呈递给我。那是总督的名帖，以表达最后的善意和尊敬。

[1]据《唐逸史》《龙城录》《太平广记》等文献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的中秋之夜，唐玄宗李隆基与方士罗公远在宫中设宴饮酒赏月。望着皎洁的月亮，唐玄宗感叹自己无法登临月宫，一窥嫦娥和殿堂之美。

[2]中国内地会（landMission），新教向中国派遣宣教士的差会组织，由英国人戴德生创立于1865年，总部设在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设有分会。中国内地会曾派遣大量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以英、美、加、澳和新西兰人为主，也有少数德、奥、瑞士和北欧人。因在中国直接设立分会，有时被误认为是个宗派。后文中简称内地会。

[3]八莫，缅甸北部城市，旧称新街，位于伊洛瓦底江的上游，离我国云南西部边陲小镇陇川不远。

[4]这里的圣经会指《圣经》出版协会；同句里的另外三个组织，指基督教的另外三个协会。

[5]计约翰（JohnArchibald，1853—1927），1876年来华的英国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1913年，他辞去了教会的职务，在汉口创办了一家英文报纸《楚报》（ThetralaPost），自任社长兼总主笔。

[6]市中心地区，即武昌、汉口和汉阳三市的别称，在这里，大英循道会传教使团（theWesleyaMissioy）有68座教堂和布道站。在汉口和九江之间，扬子江被分为六段，每段约30英里。每段的尾处都有一座城市或集镇。在五座市镇中的四座中，循道会正在开展他们的工作。在汉口，循道会有三个礼拜堂，会员众多。桥口礼拜堂距大批船民居住的地方不远，离城郊菜农住的地方也很近。——原注

[7]下文写到，作者这次长江之旅是在“虎年”，即1902年，第四章也说那年是“光绪二十六年”，故这里的1903年当为翌年。

[8]那位加利利人即指耶稣基督。

[9]殷德生（JamesAddisonIngle，1867—1903），1896年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902年，他在汉口任华中圣公会主教。

[10]吴德施（Logas，1870—1945），1898年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他在殷德生之后，于1904—1938年间任华中圣公会主教。

[11]章必成（MontaguBeauchamp），“剑桥七杰”之一。另六人是施达德（C。T。Studd）、司米德（Stah）、何斯德（P。E。Hoste）、盖士利（W。W。Cassels）、杜西德（CecilPolhill-Turner）和杜明德（ArthurPolhill-Turner）兄弟。

[12]“立誓者”，可能指设招牌者。

[13]罗彻斯特灯（Rochesterlamp），一种豪华的英式灯具。厄普顿（CharlesStanfordUpton，1844—1897）于1884年成立“罗彻斯特灯具公司”，同年从伦纳德·亨克尔（LeonardHenkle）手中买得灯具中央火焰扩张器的发明专利，制造了各式各样的灯具，是当时设计最好制作最精的灯具。为纪念养育了自己的家乡城市，他将其公司生产的灯取名“罗彻斯特灯”。

虱不咬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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