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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昭庆寺的昔日辉煌（第1页）

追寻昭庆寺的昔日辉煌

对于大部分杭州人来说，昭庆寺都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因为那儿是杭州市少年宫（全称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地的名称。我小时候就曾经在那儿参加过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也在原昭庆律寺的大殿里打过乒乓球。在读小学期间，每年暑假学校发给我们的暑假电影票也大都是在少年宫里放映的。记得从家里步行去位于昭庆寺的少年宫，要顶着骄阳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更为重要的是，昭庆寺原名“大昭庆律寺”，曾经是宋明以来杭州著名的“四大丛林”之一。所谓“四大丛林”，是指杭州最有名的四个佛教寺院，即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和圣因寺。在这四大古刹中，目前只有前两个寺院仍然香火鼎盛，而昭庆寺则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改造，如今只剩下了原大雄宝殿的一个空壳。圣因寺原为康熙皇帝在杭州的行宫，雍正年间改名圣因寺，曾以收藏贯休的十六罗汉像而著称，而今它也不复存在，其遗址成为了中山公园和文兰澜阁的一部分。

昭庆律寺还曾是国内仅有的三家拥有戒坛的著名律宗佛寺之一，其余与它齐名的那两家佛寺分别是北京的戒坛寺和福建泉州的开元寺。所谓戒坛，就是天下僧人受戒出家的场所。所以过去每逢四月的戒会和七月的香市，昭庆寺都会是门庭若市，摩肩接踵，人流不息。

佛教律宗对于受戒很有讲究，戒相可分为三归戒、五戒、八戒、十戒、三聚戒、具足戒和四十八轻垢罪戒等不同的等级和内容。律宗又称南山宗，“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庆允堪律师，固知传天下律宗，推昭庆律师为最上矣”。由此可见杭州昭庆寺在佛教律宗中所曾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威望。

关于昭庆律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据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的一篇博文《昭庆寺，想说爱你不容易》，昭庆寺居然还曾是国内三座“唐密”寺院中最重要的一座，其他两座分别是泉州开元寺和北京的潭柘寺。原来在民国期间，有几位中国的高僧东渡日本，在那儿学到了密宗的精髓之后，又回来选定杭州的昭庆寺作为在中国宣扬密宗的一个基地，于是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律宗寺院又华丽转身，成为了华夏密宗的圣地。正因为昭庆寺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无怪乎黄亚洲先生近年来在各种公开的场合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重新恢复昭庆律寺。

其实早在2005年，为了整治保俶路，杭州市政府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历史文化碎片”的保护整治方案，准备再现昭庆寺的香市胜景，但有关昭庆寺的历史资料却十分匮乏。尽管杭州出版社于2007年重印了清代吴树虚所著《大昭庆寺志》一书，里面对于昭庆寺的原貌和历史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叙述，但要完整地复原一个历史古迹，光凭地方志里那些简略的文字描述还是远远不够的，就连一些古稀老人的记忆也未必十分可靠。要重建昭庆寺这个千年古刹的建筑群，并尽可能真实地恢复寺庙的内部结构、装饰和各种菩萨像，我们还需要有大量详细而专业的文字描述和老照片，以作为重修历史建筑的重要参照。

值得庆幸的是，19到20世纪，一些曾经在杭州居住或来杭州旅游考察的外国人对昭庆寺做过许多专业研究并进行了拍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杭州市政府和园林文物局、佛教协会等相关单位手头并没有掌握这些国外老照片及其相关的文字信息。而笔者此文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昭庆律寺原来拥有的部分法器（艾术华，1931年）

从昭庆律寺的边门看天王殿的正门（艾术华，1931年）

照片中这位和尚很可能就是昭庆律寺的方丈惠宗（费佩德，1920年）

一

海外有关昭庆寺的文字描述和老照片主要来自四位在清末民初曾经考察过昭庆寺的外国人。一位是1906至1924年间在杭州担任美国驻杭州领事馆副领事的美国外交官云飞得（FrederickD．Cloud）；再一位是1908年来到杭州育英书院任教，后来又长期担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费佩德（RobertF．Fitch）；第三位是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的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BenjaminMarch）；最后一位是于1929年和1931年两次来杭州考察佛教建筑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J．Prip-Moller）。

关于美国外交官云飞得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微。不过他曾于1906年在上海的美华书馆出版过一本题为《天堂城市——杭州》的英文书，将杭州和苏州的历史和现状向西方世界做了简略的介绍。从书的内容来看，他对于杭州的情况还是相当熟悉的。

本书前文曾介绍过费佩德拍摄杭州西湖老照片的大致经过和内容。费佩德为了给他所撰写的《杭州游记》一书做插图，曾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和拍摄西湖周边的各个著名景点，并且刻苦地钻研中文以及跟杭州西湖相关的历史典籍，乃至于后来成为了杭州人文地理的一位专家，对于那些用文言文写成的杭州地方志都如数家珍，烂熟于心。（1）

昭庆律寺是费佩德在《杭州游记》（第三版，1929）中所设计的六条杭州西湖旅游线路中第一条线路的头一个景点，这一安排充分说明了这个佛教寺院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从他对于昭庆律寺的具体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这个律宗重镇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这一点也可以从他所拍摄的一组昭庆律寺照片中反映出来。费佩德老照片的质量上乘，清晰度很高，其摄取的镜头也颇为专业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他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寺院建筑本身，更有反映该寺庙中佛教文化和僧侣生活的那些典型性画面。每一张照片中都有方丈、老和尚和小和尚等人物的存在，而且还展示了昭庆律寺的铜磬、玉磬、团木鱼、梆木鱼、钟和香炉等法器。它们直观而生动地反映了寺院内真实的生活场景。

马尔智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时所写的日记和拍摄的老照片，前文也曾介绍过。（2）他并不是特意到杭州来进行学术考察的，所以他对于昭庆律寺的描述相对来说比较随意和偶然，因为他和新娘只是在杭州度蜜月时去孤山游玩的路上顺便到昭庆律寺转了一下。但由于他是一位具有较高素养的东亚艺术史学者，对于佛教建筑和艺术进行过专门研究，所以他的观察力较为敏锐，对细节的描述相对比较准确。尤其是他在昭庆寺天王殿前和后殿内所拍摄的三张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万寿桥和万寿戒坛的珍贵影像资料。

相对而言，作为专业建筑师的艾术华对于昭庆律寺的专题考察最为全面，所拍摄的老照片数量最多，其学术价值也最高。艾术华是费佩德夫妇的朋友，在考察昭庆律寺这件事上，他从费佩德那儿得到的帮助甚多。根据他1931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他是在前一天晚上跟费佩德夫妇一起来杭州进行考察的，并于当天早上就立即开始到昭庆律寺进行实地考察。费佩德肯定向他详细介绍了昭庆律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自己对于该寺院进行考察的经历，因为艾术华在自己的日记和著作中多次提及费佩德对他的帮助，而且本文作者在收藏于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艾术华个人档案中也发现了费佩德亲自赠送给他这位丹麦朋友的不少杭州老照片，其中包括两张费佩德亲自在昭庆律寺里拍摄的照片。

昭庆律寺的放生池（艾术华，1931年）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外国人的文字描述和他们拍摄的老照片跟中文地方志中对于昭庆律寺的阐释和描写结合起来考察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

二

昭庆律寺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大昭庆律寺志》一书的“昭庆律寺图”（3）中窥见一斑。早先，现有的昭庆寺广场并不存在，昭庆寺的外围建筑一直延伸到了西湖边。香客们从西湖的码头登岸之后，沿着石板路穿过昭庆寺的石牌坊山门，便可以到达天王殿的万善桥。万善桥的西面还有另一座涵胜桥，西湖水由南往北，再由西往东形成一股溪流先经过涵胜桥，又从万善桥的三个桥孔下流过，注入昭庆寺左面的青莲池，然后水流再经过东面的归锦桥，汇入一条运河。由此可见，如今的昭庆寺广场这块地方，原来竟是一个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的佛门胜地。

按照佛教和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在佛寺的山门与天王殿之间是需要有那么一条溪流和一座小桥相隔，以阻止鬼魂进入的。从老照片上看，原来进入灵隐寺的山门后也曾有过一条溪流和一座类似的小桥。（4）由于灵隐寺的那座桥是单孔的小桥，而昭庆寺的万善桥是三孔桥，因此可以推论，从宋代起便得赐额和为朝廷祠祭之所，在清代又屡次被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等驾幸和赏赐的昭庆律寺，其等级原本就要在灵隐寺之上。

昭庆寺的天王殿是一座典型的歇山顶建筑，面宽五间，脊椿很高，两端分别有雷公柱连吻椿。从老照片上看，脊椿上用的瓦条和通花砖做工精致，图案美观，而且屋脊南面还铭刻着“皇圖鞏固”这四个大字，北面的四个大字则是“帝適遐昌”。（5）两边的墙上还饰有精美的圆形镂花窗格。大门外面还有两株枝繁叶茂的香樟树。从大门进去后，殿正中坐北朝南的是弥勒佛的铜像，其背后供奉的是威风凛凛的韦驮将军立像。大殿的左右两旁分别是四大天王。据载，殿内的北面原来还竖有一块铭刻有御诗的石碑。（6）

昭庆律寺的万善桥和天王殿（马尔智，1925年）

昭庆律寺天王殿北面的香炉塔（费佩德，1920年）

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设有一个过渡的门廊（艾术华，1931年）

天王殿的背面是昭庆律寺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第一个院落。庭院面积不大，但也种有两棵大树。在这个院落的中央还有一个特别高大的香炉塔，约有三人多高，造型独特，做工精美，炉底呈鼎状，上面刻有“普天同慶”几个大字，香炉的三足上铭刻有龙首饰纹。香炉的中段有六个窗孔，中间那个窗孔周围甚至还刻有一副对联，题曰：“慈心功作香頭立，在下頭把獲上簽”，横批“萬年香天”。（7）佛寺的建制和法器素有严格的定规。这个香炉塔的规模和质量也可反衬出昭庆律寺的规格之高。

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还有一个五开间的门廊作为过渡，这是在前述“昭庆律寺图”上所看不到的。穿过门廊，便是大雄宝殿的正门。门廊里挂着两个大红灯笼，正门的门楣上方则是一块写有“大雄宝殿”字样的牌匾。这种在大雄宝殿的正门前面加一个门廊的做法也是比较少见的。

昭庆律寺大雄宝殿内的西方三圣（艾术华，1931年）

昭庆律寺大雄宝殿的背面设有两个焚烧炉（艾术华，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