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东河坝子桥附近的翻坝。沿着杭州城内的东河往北,到快接近艮山门水门的地方有一座桥称作坝子桥。顾名思义,在坝子桥的附近有一个运河上的翻坝。这是因为杭州城北的京杭大运河与杭州城内的东河和中河有一个水位的落差,船若想从京杭大运河进入杭州城内的运河,就必须要经过这个翻坝。翻坝处河道非常狭窄,只能供一条船通过,而且翻坝的两边都有木制的绞盘装置,即需要用人工通过绞盘把船从水位较低的京杭大运河河道拉上来,然后才能够进入东河。
货船沿着翻坝的斜坡滑入东河的河道。这张照片反映的是一艘满载货物的运输船在被人们用绞盘拉上翻坝之后,又沿着翻坝的斜坡徐徐滑入东河的情景。它与前后照片同为一组,完整地展现了民国初年的杭州人是如何用人工绞盘和翻坝来沟通京杭大运河与杭州城内运河之间交通的全过程。有趣的是,费佩德于1914年也拍摄过杭州坝子桥处翻坝的情景。
杭州人用绞盘把船拉上翻坝。这张照片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民国初年人们是如何通过翻坝两边的木制绞盘将船从京杭大运河河道拉上来的。这个镜头非常难得,因为此前尽管在英国传教士慕雅德的回忆录中有反映19世纪末杭州人用牛把船从翻坝拉上来的照片,但是迄今为止,除了费佩德的一张老照片之外,笔者还没有看到过其他表现杭州人用绞盘把船拉上翻坝的老照片。
运往松木场的木材和毛竹。民国初年的杭州城与现在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除了延龄路等个别新建的街道之外,大多数的城市街道都很狭窄,但是城里水道纵横,运河水系比较发达,因此当时市内运河是一个重要的运输途径。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水路运输是多么的热闹和拥挤。这张照片拍摄于杭州松木场附近,照片中那么多的木材和毛竹都是运往松木场去的,因为那儿是杭州一个主要的木材交易市场。
牛车将盐卤桶运到岸上。四轮牛车启动之后,水牛、牛车和装盐卤的大木桶实际上大部分还都沉没在水中。但随着车夫的大声吆喝,那两头水牛缓慢而坚定地将运载着盐卤桶的四轮牛车顺利地从浅水中拉到了江边的滩涂上。
运河杭州段有不少村民世代以船为家,这是一个船民的小男孩,面对甘博的镜头,没有丝毫惊慌。
杭州通江桥的九和染坊
杭州的染炼业主要是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民国之前,杭州的染炼作坊仅寥寥数家而已,如通江桥的九和染坊、仙桥的大章源、登云桥的恒瑞昌和石牌楼的公益染坊。民国之后,染炼作坊的数量迅速增加,1930年时便达到了214家。城里的运河沿岸随处可见染后晾晒的布料。开始杭州染坊里使用的主要是姜黄、苏木、花果、水靛等国产的颜料,自从外国颜料被引入中国之后,国产的颜料便逐渐被淘汰。照片中所表现的正是杭州的老字号九和染坊,背景中的石拱桥就是通江桥。正如店铺门口挂着的一块牌子所示,1919年时,九和染坊已经采用了西法洗染。
钱塘江上的一条住家船。
杭州西湖边的哈同花园。哈同花园曾经是杭州西湖边最美丽的私人花园之一。它位于孤山的南面湖畔的平湖秋月和中山公园之间,最早是由上海犹太富商哈同(SilasAaronHardoon)于1917年修建的,故称“哈同花园”,由于哈同的中国妻子罗迦陵经常在这儿住,亦称“罗苑”。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哈同花园那些亭台楼榭的精致豪华。在临湖的白墙上,可以看到三十五个形状各异的饰窗,每个饰窗内都有花鸟山水和各种人物的精美雕刻。可惜这些令人惊艳的造型艺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从1927年起,民国政府就试图将西湖边那些被外国人占据的私人花园收归国有,但直到1956年,这件事才算最后尘埃落地。哈同花园的围墙早就已经被拆除,几座楼阁现归属于西泠书画院。
杭州文澜阁牌坊和圣因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南巡来到杭州,当时就住在西湖孤山的圣因寺,因此孤山的圣因寺在清末民初又被称做皇帝行宫,里面的花园则叫御花园。御花园正门前面原来有一个牌坊,称文澜阁牌坊。这个牌坊1949年后曾经被毁,2005年杭州园文局又重新修复。对比老照片可以发现重建后的那块牌坊的许多问题。除了柱子和顶盖的比例有所失调,以及许多装饰细节的缺失影响到了牌坊的外形风格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牌坊正面的匾额与原来的完全不同。原有的匾额跟牌坊的横梁融为一体,上书“光华复旦”,而新的牌坊匾额则向外倾斜,且上面的题词变成了“复旦光华”。自从本文2010年首发之后,这个错误已经纠正了过来。
西湖小瀛洲上的树木在放生池里的倒影。小瀛洲的中间部分是放生池,池内又有一个小岛。围绕小瀛洲的环堤自东西走向有一条堤与中心小岛相接,自南北走向则有弯弯曲曲的九曲桥与小岛相连。从空中俯瞰,整个小岛就像是一个"田"字。这就形成了一个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奇异景观。照片所表现的是生长在环堤上的各种树木在放生池水面上的倒影。远处群山的影子忽隐忽现,就像是一张水墨画。
泛舟西湖。来杭州游玩的外地旅客肯定会坐游船到西湖的小瀛洲和湖心亭上去看看。泛舟湖上,脸上吹拂着轻风,眼看着那西湖游船划破清波,慢悠悠地向湖中央的小岛划去,游客会感觉自己也融化在了这青山绿水之中,宋人徐元杰吟诵西湖的名句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杭州运河上的一条客船。有不少船民的职业就是在运河上运送客人,这样的船被称作住家船,客人可以在船舱里坐下来喝茶和聊天,累了也可以躺下来休息。照片中的这条船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在船尾有四个人同时在摇四条橹,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运送长途的旅客。当时从苏州到杭州的游客几乎都是坐船从运河上走的。
杭州城西的清波门。杭州城西城墙共有三个城门: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在1911年美国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L.Freer)拍摄杭州西湖的一张宽幅照片上,这三个城门清晰可见。通过比对,我们可以确定,甘博这张照片里的正是清波门。其特征就是在城门两侧突出部位的城墙上有两个小屋,其中左边那个小屋在1911年的照片中是完好的,但在甘博1917年的照片中就已经破败不堪了。清波门城楼是一个歇山顶的建筑,脊椿很高,两端分别有雷公柱连吻椿,脊椿的通花砖上刻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城门内有一条石板路直通城里。
从小瀛洲上拍摄的雷峰塔。这是从小瀛洲的西湖游船停靠码头向东南方向拍摄雷峰塔的一张照片。从这个地方拍摄雷峰塔也是人们经常的选择,费佩德就曾经在这个地方拍过好几张雷峰塔的照片。甘博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大概是在上午,所以有点逆光,一道强光从右边进入画面,造成照片效果不太完美。
杭州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南宋的西湖十景经过清代康熙皇帝的题字和乾隆皇帝的题诗早已是闻名遐迩,流传海外。其中第七景就是“雷峰夕照”,指的是矗立在西湖南岸,与北岸的保俶塔遥相呼应的雷峰塔在夕阳中熠熠生辉的风景。而作为西湖第八景的“南屏晚钟”就近在咫尺,两者堪称珠联璧合。
杭州净慈寺的一位和尚。
在雷峰塔的南面就是杭州的另一座江南名刹——净慈寺。它是由吴越王钱弘俶创建的,初名慧日永明院,后经宋高宗改名为净慈寺。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城时,该寺院被毁。同治年间,在官府和当地乡绅的捐助下,净慈寺得以重建,并恢复了它往日的辉煌。在甘博的这张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净慈寺院内相当整洁,就连和尚身上的衣服也显得比较干净。
从西往东眺望六和塔。照片是从山腰的之江大学学院校区从西向东拍摄的。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钱塘江江边的情景跟现在有较大的不同。当时还没有钱塘江大桥,也没有建江堤,江边的滩涂很宽,而且连一条像样的道路也没有。江边的码头处建有一个仓库,仓库北面的山坡上,即如今蔡永祥英雄纪念馆的地方,原来有一座西洋式的高大筑。
从钱塘江中眺望六和塔。这也是一张拍摄六和塔的照片,但是拍摄的地点却转移到了钱塘江的江面上。从南向北看六和塔,可以更加完整地看清该塔的全貌。在江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从上游漂下来的木排,木排很长,上面有三个人在操纵它。木排上还竖了一块白帆,可以用它借助风力,增加木排漂流的速度。
送死者上路的谶语。在请人为死者念经超度的同时,人们还会在死者的房屋周围做一些专门的布置,以便能更加顺利地将死者送入天堂。在佛教的概念里,西天是可以永享极乐的天国,所以送人上西天原意为送人上天堂。在上面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将一根竹枝插在墙砖的缝隙里,并在竹枝上挂了一张纸条,上书“引入西方”。这代表了一种祈愿,即希望死者能够进入天堂。
吴山顶上主日学校的三个小男孩。所谓主日学校,就是基督教会在星期天为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的儿童们和其他平时上不起学的贫苦儿童所组织的非正规学校。照片上的三个小男孩,左面那个穿着白色的长棉袍;中间那个在深色棉长袍外面加了一件挽袖马褂,上面还缝了五颗闪亮的新式纽扣;右面那个则穿着典型的长袍坎肩,头戴瓜皮帽。他们的手上都提着一个铜火,这是一种颇有地方特色的杭州地区早年取暖用具。
正在上课的正则学校学生。
一群代人念经超度的杭州老太太。
佛教说法认为,任何人去世之后,都必须超度,否则就会有下地狱的危险。有一些专门讲超度的佛经,如《救拔饿鬼陀罗尼经》和《地藏经》等,反复强调了超度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户人家死了人之后,要专门花钱邀请和尚来家念经为死者超度;没钱做水陆道场的人家也得请一些信佛的老太太们来家里,代替自己念经。因此如这张照片所示,专门代人念经超度便成了这些老太太的职业。
(1)JaDevil:ReminisceofaaMissihter,1909-1935.Taipei:aMaterialster,1981,p.135。
(2)Gamble,SidneyD.andJess.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Gamble,SidneyD.HoweseFamiliesLiveinPeking.NewYork:Funk&Eagnallspany,1933。
(3)Mrs.J.F.BishopTheYangtzeValleyandBeyond.London:JohnMurray,1899;FrederickD.gchow:The“CityofHeaven,”withaBriefHistoricalSketchofSoogha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6。
(4)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这本相册,但是相册中没有出版单位和年月的信息,从相片的内容来判断,应该是1912-1915年间,因为相册中有袁世凯官邸“海晏堂”的照片。
(5)在重修的天主圣教司铎公墓的前面,仍保留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陵墓内所葬的九个半耶稣会士的姓名。他们分别是“罗儒望、金尼阁、黎宁石、徐日昇、郭居静、伏若望、阳玛诺、卫匡国、洪度贞”,以及一位叫“……玛”的意大利耶稣会士。
(6)RobertFitch.“AStudyofaTaoistHell。”eseRecorder.Vol.XLV.October,1914.No.10,603-606,615.
(7)Eugeheis.Hange-Groingupin“HeaveBragg,ia:LostCoast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