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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慕雅德的杭州记忆（第1页）

1865　慕雅德的杭州记忆

杭州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古老城市。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端和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它过去曾有过成为南宋京师的显赫地位，迄今也仍是浙江省首府和长江三角洲的一颗璀璨明珠，以西湖的美丽自然环境和与之相关的古老民间传说而著称。自古以来，中国就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自从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之后，杭州和西湖的名声更可谓是誉满全球。

然而，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杭州城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洗礼，其历史古迹受到了较大的破坏。例如1861年12月，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率部攻克杭州城之后，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屠城，城里绝大多数的佛寺和道观都被一把火烧毁。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曾经作为八旗兵兵营堡垒屏障的杭州城原有的西城墙和城门便被立即拆毁，其余的城墙城门也没有逃脱被陆续拆毁的命运，除了凤山水门得以幸存之外，杭州城原有的其他城墙、十余个城门和水门可谓是片瓦不留。

民国以降，因推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杭州原有市内运河、桥梁、牌坊和宗教建筑的数量大大减少，其中有些运河因淤塞和滋生蚊蝇而被填埋并改造成柏油马路，有些寺庙被政府没收之后，改造成为了学校和政府行政机关。原来流经内城的一条浣纱河就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开始逐步受到填埋，并于20世纪70年代最后消失，变身为浣纱路的。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中西书院是1897年在被杭州知府林启没收的普慈寺的基础上最初建立起来的；1949年以后成立的杭州市少年宫也是利用了原昭庆律寺的旧址和大殿。“**”初期，破四旧、砸菩萨曾经风靡一时，杭州规模最大的灵隐寺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也差点毁于一旦。幸亏有周恩来总理亲自下命令和浙江大学师生的奋力保护，才避免了被捣毁的厄运。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的城市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中，大片的旧民房被拆毁，以便为建造摩天大楼、商贸中心、文化广场、立交桥和地铁等现代化城市建筑腾出空间。笔者曾经是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杭州本地人，每次回家探亲，都不禁为故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速度而感到惊诧不已。

西湖的周边环境在1949年以后也经历过多次整治，西湖周围的各个景点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发生过较大的变化。例如：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杭州古建筑之一的岳王庙在“文革”时期曾经受到过冲击，岳飞的坟墓曾经被破坏，庙里的大殿因配合政治运动和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需要，被长期改造成为控诉和批判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罪行的群雕“收租院”的陈列馆，虽然后来早已被修复，但跟原先的岳王庙比较，毕竟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杨公堤及其以西的原西湖湖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曾经消失得无影无踪。20世纪60年代之后，杭州市园林管理部门对于西湖周边原有的名人墓葬和牌坊等进行过多次清理，像秋瑾墓、苏小小墓和徐锡麟墓，以及文澜阁牌坊和钱王寺的功德崇坊这样一批著名的西湖景点都曾经一度消失过。

上述这些变化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城市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当杭州市政府于2006年确定了大运河申遗和西湖申遗等保护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政方针之后，人们便开始反省前一段时期杭州城为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先决条件是申请项目对于原有的自然和文化形态要有较好的保护。在为申遗工作进行先期准备的过程中，杭州市的城市规划者和文史专家们才真正认识到，他们对于杭州城区原有景观及西湖景区以前自然和文化生态的细节所知甚少，有关杭州古城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记忆现已丧失。

不错，通过对现有中文史料，尤其是杭州地区地方志和省、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像御街这样历史街区挖地三尺的考古发掘，我们仍然能够勾勒出杭州历史原貌的一个梗概。但是这也只能是一个梗概而已，因为中文史料的一个缺陷就是描述过于简略，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由于当时显得过于寻常而被忽略，另外中文史料中所提供的图像资料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考古发现固然很重要，但如何将陆续发掘出来的那些历史碎片复原为整体，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文史料中对于杭州古城墙、城门外观和结构的客观描述着墨甚少，虽然近年来有过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还远远不足以帮助我们重新复原这些历史古迹的本来面貌。所以迄今为止，包括庆春门古城墙陈列馆和御街—中山路等处在内的杭州市历史古迹修复项目，就真实性而言，绝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

在这一方面，清末民初在杭州城里居住或曾经来杭州访问的外国人所写的一些西文书，以及他们所画的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以及拍摄的老照片便成为了补充上述中文史料不足所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杭州自古以来一直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和尚、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官员、画家、摄影师和旅游者。仅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不少住在杭州的外国居民和来杭州访问的外国旅行家留下了他们对于杭州印象的文字描述和图像资料。笔者在以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些画家、摄影师和作家，如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荷兰大班范罢览，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美国传教士费佩德、鲍乃德和甘博，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丹麦建筑师艾术华，美国副领事云飞得和美国旅行家盖洛，等等。在这群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位对于保存杭州历史记忆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国人——他就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rthurEvansMoule，1836—1918）。

慕雅德

慕雅德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的他是于1861年，即在其二哥慕稼谷（GeeEvansMoule，1828—1912）来华三年之后，被英国圣公会派到作为清末五个开放口岸之一的宁波来的。1864年，当时已经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华东教区主教的慕稼谷率先进入到了刚刚开放的内地城市杭州。紧接着第二年，作为副主教和华东教区秘书的慕雅德也从宁波来到了杭州。他俩可以说是属于进入杭州常驻的首批西方传教士。在1922—1923年间的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段对于慕稼谷家族的赞誉之辞：

跟浙江传教使团相关最重要的姓名非慕氏莫属。作为主教和副主教的慕氏兄弟，即慕稼谷和慕雅德，在许多年中均是该传教使团在宁波和杭州这两个主要城市中的领袖人物。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可以数出慕家为圣公会传教事业做出了确切服务的十四位成员，更别提慕家成员在多切斯特、剑桥和德拉姆的关系和影响了。

在来华的近半个世纪中，慕雅德副主教积极参与了各种烦琐的传教事务，包括在其二哥回国休假期间代理主教的职责。尽管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他仍然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家和翻译家。根据笔者对于哈佛图书馆收藏所进行的不完整统计，慕雅德在此期间至少出版了九本英文书、一本小册子和两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在华期间的各种经历，包括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对于宁波、杭州和上海的最初印象，以及英国圣公会传教使团从最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在浙江的发展历史。在其所出版的那些书中，慕雅德以各种形式试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典籍和教育制度，以及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出于传教工作的需要，他又将福音书和其他圣经文本先后翻译成为宁波和杭州的方言，例如他将《赞美诗》《祈祷文》和《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圣经中的经典文本译成了杭州方言。这些方言文本现在具有难以估量的研究价值，借助于这些文本，语言学家们可以重构出19世纪杭州方言变化和发展的轨迹。

除了翻译圣经文本之外，慕雅德还以英文和中文这两种文字撰写了许多布道文和其他文章，并且至少出版了两部具有原创性的中文书《英国舆志》和《旧约注释》。所有上述这些中文作品显然都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试图为他们打开一扇观察包括英国和基督教圣经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窗户。就这样，慕雅德依仗其非同寻常的语言表达能力，使自己成为了沟通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一座桥梁。在这个层面上，他不愧为是穿越文化障碍的思想传播践行者。

慕雅德对于杭州的最初印象和评论主要见于《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的故事》（1878年）、《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1891年）和《在华五十年：回忆与观察》（1911年）这三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其中《新旧中国》一书中的描述最为全面和生动详细。在这本书中，慕雅德告诉读者，他是在1865年5月的一天离开宁波，前往杭州的。这正好是在慕稼谷在杭州城内定居并站稳脚跟的一年之后。

当时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水路，慕雅德是乘坐一条住家船前往杭州的。一路上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这儿的很多事情都跟他所熟悉的英国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中国的河流上面都没有水闸，如果要从一条运河进入另一条运河的话，就得用人工，或是驱赶着水牛，把船拉上一个称作“坝”的高耸堤岸，当船被拉上坝的顶端之后，再用力一推，让它沿着一条泥泞的滑道顺势滑入另一条运河的河道。当他的船到达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西兴之后，慕雅德必须从住家船转到一条在钱塘江上摆渡的平底帆船上，以便渡江来到对岸的杭州。他惊奇地发现杭州的渡船系统采用一种颇为独特的运行方式：

艄公并不在来回摆渡的渡船上向坐船的人们收取费用，因为杭州的士绅们、绍兴的商贾们、杭州的海关当局和盐务部门，以及杭州一位后来破产并去世的钱庄大老板，预先募集了一大笔钱，人们就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来维护江上那二三十条渡船，并支付艄公工钱的。而渡船上的乘客，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均可免费乘船。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收钱，每当中国某个地方遇上战争或饥荒时，浙江省的布政司和上述主管渡船的委员会就会在渡船上发布通告，要让上渡船的乘客们全都按自己的能力捐钱之后，艄公才会开船。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是钱塘江边的滩涂泥泞不堪，乘客们需乘坐水牛拉的牛车才能够到达停泊在江边的渡船上。诸如此类的细节描述可读性很强，对于中外读者都很有吸引力，然而在官方史书中是找不到这些信息的。

在渡船过江的时候，慕雅德告诉读者，江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雄伟的宝塔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我们对面的江岸上，离杭州城的城墙大约四英里处，耸立着始建于公元950年，目前塔身于1200年重建的六和塔，这座威武雄壮的宝塔早先很可能是位于杭州的城墙之内的。在杭州城郊外的另一端还有一座塔身较小，但线条优雅的尖塔，塔高约25英尺。

后面将会提及，慕雅德于1865年所见到的六和塔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座六和塔在形状上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杭州的本地读者可能会对慕雅德在同一段落中对于杭州城墙在过去一千年中的演变和发展的简述更感兴趣：

在唐朝的公元891年，杭州最古老的城墙（始建于隋朝的公元606年，全长36里或10英里）被扩建到了70里或20英里。

在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公元1159年），杭州的城墙似乎又继续扩建到了全长100里（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或大约30英里。到了十四世纪中期继元朝之后的明朝，它们又被缩短到了12英里，或是恢复到了跟最初的城墙差不多的长度。

对于杭州城墙历史如此简洁而又有具体数字说明的概述在别处很难见到。直至今日，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对于杭州城墙的演变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杭州的城墙和城门。现有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一部分来自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一部分来自新近的考古发现。但是迄今为止，笔者还未读到过关于杭州城墙、城门系统而翔实的论述。慕雅德这位英国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和杭州历史的深厚学养，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不过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慕氏家族中出了好几位专门研究杭州历史的汉学家：慕稼谷主教就写过一本题为《杭州纪略》的小册子，对于杭州御街和各个城门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的两个儿子，慕天锡（GeeTheodoreMoule，1864—1942）和慕阿德（Arthuroule，1873—1957），经常在欧洲的顶级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有关杭州历史研究的文章。慕阿德于1933—1938年间还出任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

随着渡船越来越靠近钱塘江的对岸，杭州城墙外山上的各种景色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慕雅德的眼前。在他的左边是六和塔，后面是大华山和虎跑山，往右边远远望去，他可以看到凤凰山上被野草所部分遮掩的南宋旧皇宫的废墟，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绕山间盘旋而上，直通山顶。在五月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眼前这如画的风景使慕雅德这位初来乍到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心旷神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渡船快要到达码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把杭州和苏州（邻省江苏的首府）比作天堂的两句中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没错，在这个温暖的初夏午后，我从远处瞭望杭州，真的就像是窥见了天堂的一角。

此处慕雅德的口吻颇有点像是几百年前的马可·波罗，后者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杭州］这个城市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我们越往下读《新旧中国》，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两个外国人都分别在中国居住过较长的时间，他俩都是善于讲故事的好手，都十分注意对于细节的描写，都对他们在中国看见的事物感到饶有兴趣。

刚进城时，慕雅德为在街上所见到的人数之多感到有点吃惊。他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身穿绸缎衣服，显然是出自殷实的家庭背景；但大部分人都是身穿浅蓝色或深蓝色的上衣，还有的人手持阳伞，以遮挡毒辣的太阳；而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把扇子。在人群中，他看到了一组颇具杭州地方特色的特殊人群：

在城门的附近，我看见有些人手上提着鸟笼，这是附庸文雅的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种嗜好。他们伸直胳膊，拎着鸟笼出来兜风，或是将鸟笼挂在树上，然后站着或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还有钱塘江边房屋顶上很常见的云雀。从路上经过的和尚们都剃着光头，身穿从来不洗的衣袍，匆匆赶往西湖源头那个著名的寺庙。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道士们头顶都有一簇耸起的头发。他们头戴的方形道冠上留有一个洞，可以让那簇头发露在外面。不过路上的大部分行人都还是商人、苦力、农夫和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