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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书法学科制多样归属的因由及有关书法发展走向的几点思考（第2页）

三、客观看待学科制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书法本体在整体文化等级中降低的趋势

马端临《文献通考》按《太学》载：“（西汉武帝时）司马迁、相如、东方朔等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11]再有，东汉灵帝时设有“鸿都门学”，被认为是艺术类大学的开端，它第一次把书家身份单列出来，给予善书者较高的地位，有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但当时以善书的蔡邕为代表的经学儒士却反对鸿都门学人任以要职。他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康国理政，未有其能”[12]，甚至出现“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的情形。当然“贵德贱艺，重道轻器”会阻碍科学发展，但书法若完全脱离“文与道”的传统，朝向“术”的领域，书人定位的边缘化和技艺的附属性则成为值得思忖的现象。

（二）“现代知识人”“读书人”“大文的人”“学人”“书人”的偏差和错位

客观上若以学历作为具备该专业能力的判断标准，符合该标准者可称为“现代知识人”。“现代知识人”以学科分类，金融、理科、工科、法律、文学、艺术……还有“隔行如隔山”的俗语。传统概念的“读书人”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仰观吐曜，俯察含章”[13]的胸襟志向，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的理想期待，有“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的人世规划；有“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14]的文脉相承，还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文关照——这样的人统称为“大文的人”。所以，理想型“现代知识人”和理想型“传统读书人”是偏差很大的群体概念。

漫长的书写文化，是以笔墨浸润的“读书人”“大文的人”为底盘，以“学人”“书人”为主流的自足的“大文”价值系统。书法以及书法本体延伸出的批评欣赏，需要全方位的文化综合定位，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全部内容。著有《水经注》的地理学家杨守敬，是集舆地、金石、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的学人和书家，是正常的情况。近代林语堂论书，也用动力学原理来解释书法中的“运动感”“动感”。

（三）书法人才梯队建设走向逐渐成为显性问题

汉唐作为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有相对完备的选拔系统。《说文解字·序》载：“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5]再有唐朝，其吏部考核六品以下官员有“身、言、书、判”四项标准，原则上需要具备“体貌丰伟；言辞辩证；楷法优美；文理优长”[16]等能力。“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17]，从朱翌记录中也可见一二。科举进身，加之中低层官吏的晋升与考核，无一例外对书法要求甚高，新近出土吐鲁番文书、敦煌写经等的发现，也带有铨选激励的烙印。

当下书法选材，排除热爱情怀，在长期积累的观念下无形中形成了新的人才等级：金融—理科—文科—亚艺术—音乐—美术—书法……而在研究生以上的人才选拔中，在技法过关的前提下，也存在具备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书者更有优势的隐性偏爱。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书法教育基盘的大小与可选择性范围会影响专业精英的转化率。分科后被动选择的习书者，有多大的可能转化为精英，这成为需要警惕的书法学科选材下降的显性问题。当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书法精英也值得思考。

四、对当下书法发展走向中的几点思考

书人、作品、书论是中国书法史的三个重要研究领域。因此研究书法学科本体的发展走向，从以下三方面探讨。

（一）书人

1。珍重“书人”使命，处理好士之担当与社会从属之间的关系

书人的境界影响其书作的高度并无争议。《孟子·万章》中也有与“人”相关的诘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现象：明朝以上无书写者归属的作品，会成为书家排除取法的范畴，元朝赵孟頫学钟繇的隶书，实际他学的是曹魏时候无名氏的碑。可以说，书法史上名家附会现象的原因，多在于书家对自身和超越时空的“人”本位的重视程度。再如，书法收藏即使仅从近代逐渐被关注的民国名人手札文稿说起，在百年生命与历史节点时空，以及与个人灵魂交融的过程中，在追逐人类终极真善美的过程中，有故事、有性情、有品性的“人”的书写痕迹的吸引力，可贵性越来越被重视。

相比于近几年一再重提的“文人书法”，小文更倾向于将“书人”定位为“大文的人”。“大文的人”比文人范畴大许多。历史时空中从事书写的人或从商，或为官，或为农，或为士，“大文的人”无职业界限，却有着文之内核。吴昌硕、黄宾虹都曾以卖文酬画为生，因具备恪守的价值尺度，也并不妨碍他们是“大文的人”。与之相比，书人之所以留下的痕迹具备蔬笋气、村气、屠夫气而没了“士气”和“文气”，缺失的则是“大文的人”的胸襟与学养。关于此类恶札，张之屏还总结过它们的气质，所谓庸腐、寒酸、凶戾、尘土、欺世、媚俗等味道。

余英时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提到：“知识人”的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为什么不能用“分子”呢？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要恢复人的尊严。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知识人”“读书人”“大文的人”“书人”“学人”，首先要是“人”。

2。平衡学历与学养、外求与自足的矛盾

据《四友斋从说》中记载，文徵明屡试不第，通过“岁贡”的方式进入翰林院，其官职为相对低级的九品，还是待招。他因为没有文凭遭到过讥讽：“我衙门中乃画匠处此耶？”[18]但后世对文徵明绘画的评价，并无过多关于文凭的苛责。再看编撰《淳化阁帖》的王著，进士出身，官至翰林学士，还曾两度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但“黄庭坚以为王著、周越的书法‘形式’‘力度’都没有问题，欠缺的是文化修养”[19]，说明文凭与学养不相等的情况，在古典文化序列等级中也大量存在。

学科制之后，书法从本科到博士的期待目标，属于培养精英文化的范畴。如何看待学养与学历之间的辩证关系，则需要在“高学历”与“高学养”之间寻求妥帖的自我安顿。另外，媒介与宣传的引导，展事与风气的影响，则需进一步审视和平衡外求与自足的矛盾。

3。有意识地探索不脱离时代和追求永恒真善之间的有效途径

宏观来看，书风的变迁必然受历史时代风气的影响。当下，美术学及书法学科进一步受重视，制度与文化导向的宏观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书法学科的发展走向。关于书法风气，刘熙载有过总结，他指出：“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不屑乎一代之人与文者。”[20]张之屏也认为各个时期的书风形成与政教之间关系密切，其认为秦朝小篆之严整，汉代隶书之宽博，大唐统一、归于整齐等，莫不有政教的深刻影响。

历史有启迪智慧的作用，也存在引以为戒的警醒。引导合理的时代风气，对书法获得良性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唐玄宗崇古尚丰，庙堂书家兴起宽博雄壮之风，顾戒奢、韩泽木、蔡有邻因妍美功用而被张怀瓘讥讽了无风骨。再看宋朝，有投机取巧的士子为博得主文者之欢心，出现过刻意模仿他们字体的“趋时贵书”。后世对“趋时贵书”及台阁体、馆阁体书法的评价多有贬义，都成为当下书法发展的反思教材。

那么，关于处理不脱离时代和追求永恒真善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避免产生往传统方向佣工不甘心、往创新发展无根基，两头眩晕的学书路径。孙过庭有“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才，书亦如是”[21]的相告，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22]的药方。张之屏在论书中也谈到了在时代浪潮中“具迈往不屑之气，不甘俯同群辟的豪杰之士”可超越时代环境的限制，各逞特色而有所成就的可能。颜平原、王觉斯般“人已潜灵，而书方曜迹”[23]者，成为永恒的坐标，令人神往思齐，前仆后继。

（二）作品

1。空前丰富的图示文献资料更考验辨别运用能力

唐朝“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抄书手，由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秘阁提供法书用以观摩，宋代黄庭坚被钱穆父指出书俗是未见怀素真迹的原因，米元章还有为索要魏晋法帖以跳湖相威胁的轶事，都可想见法帖的珍贵性和有限性。

随着时代发展，敦煌文书、河西简牍、甲骨文、刑徒砖、墓志铭等的不断出世，为书学研究与学习带来鲜活例证。现代文博事业不断发展，展览展事四处开花，其中不乏真迹的展出和复制品的传播。再加之信息传播的通畅，科技推动印刷水平的提高，可以说，当代人掌握真迹和书帖的丰富性远远大于以往的任何时代。2021年上半年试图提出的新概念“合体”，其本质是在掌握了如此多文物、文献与资料的基础上，回看历史轴线从后往前总结的意味。前所未有的字帖纹样的整合呈现与获得，则需要进一步思考哪些是承其祖泽，哪些是审美误区，哪些是为新奇而新奇，哪些是审美导向宽泛的无节制，有待考察与思索。

2。运用好“师法自然”的新视角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书肇始于自然”，“天下至奇之山，须以至灵之笔写之”，师法自然一直都是书法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生命基因。林语堂也说：“中国艺术家是这么一种典型的人……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沉浸于山水物象之间。”[24]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多样化，飞机、飞船、游艇、潜水、攀岩、登高望远……可触、可感、可达到的时空维度愈发广泛。与时代发展对应书人观察自然的视野与角度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还会出现想象空间被科学证实与拆穿的矛盾，师法自然的方式如何更新的问题，以及儒释道不再是显性精神架构之后，如何融入共情氛围中去实现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理论研究

1。预防极端“格物致知”产生的研究瘀滞

《四库提要叙讲疏》开篇《经部总序》对每个时代的学风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汉学笃实谨严，弊端在拘；魏晋之学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弊端在杂；宋元洛闽摆落汉唐，读研义理，但弊在悍；宋末明初学派旁分，攀援日众，其弊在党；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又自造心说、各抒心得，其弊在肆；清初诸儒考据成风，不免烦琐。”[25]可见，历史学风存在难以用现代思维苛责的历史局限。

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书学研究的专门化领域。西方学术思维的引入和艺术理论方法，前人的系统进入现代阐释，清代朴学学风和治学方法也有所延续，以考证为津梁，从时代背景、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习惯用语、称谓变化等研究越来越深入。那么，现在的书法理论研究，又怎样把握“语言之末而非实学”的界限，以避免陷入重复瘀滞的沉疴？

2。关于跨学科以及“专”与“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