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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景 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及其文化观念变迁02（第1页）

“社会风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及其文化观念变迁02

这种新的创作观念的形成仍然离不开8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关于“形式美”所展开的讨论。然而，就80年代初的创作而言，那些倡导“形式美”的艺术家，绝大部分都没有将“形式”提升到现代主义的高度，大多仅仅停留在装饰的层面。这或许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不过，“形式美”的艺术思潮对现代主义特征的乡土风格的出现仍然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亦即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将张晓刚、尚扬对现代主义风格的探寻，看作是对这场思潮的积极回应。

以张晓刚的《天上的云》、毛旭辉的《圭山系列》为代表，自然的风景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不过，这个时候围绕“风景”的话语方式同样已发生了变化，它们既没有“毛泽东诗意山水”所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没有《西藏组画》背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也没有《故乡组画》所流露出的“生活流”气息，相反被现代主义的风格所裹挟，成了艺术回归本体、走向现代的载体。

1985年前后，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开始急迫地向西方现代派绘画学习，借鉴可利用的语言来营建自己的风格，吸纳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想来丰富自己的艺术理论，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种主义、宣言络绎不绝，各种展览不断登场，各种风格令人目不暇接——“新潮美术”由此兴起。在此阶段，大部分作品强调批判传统，追求个性自由，并将此前“乡土”时期有限的社会批判发展成为广泛、多元的文化批判。就像任何一场艺术运动和文化思潮都有深层次的文化来源一样，真正孕育“新潮”美术的动因仍然肇始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前后，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在新的政治、文化、艺术的语境下，一批敏感于自身文化经验变迁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具有双重的维度，既有对现代化变革的焦虑，也有对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焦虑。简单地理解，前者来源于国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后者则来源于在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刺激下，希望尽快地完成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当然，就文化现代性的追求而言，其维度也是多元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保留了“文化寻根”的取向；既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憧憬，又有对东方文化情怀的怀念。其间，最大的张力来源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憧憬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换言之，越是渴望西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就愈猛烈。事实上，围绕80年代中国现代文化所形成的诸多思潮与艺术运动，绝大部分都没有走出传统对现代、东方对西方这个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作为文化表征的风景开始涌现出来。早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上，黄锐创作的《新生》（1979）就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为“风景”注入象征与隐喻。这件作品以圆明园废墟中的石柱为背景，但画面并不着力于“再现”，而是力图利用矗立的柱子唤起一种重生的生命意象。80年代中期，在用西方现代主义的风格、语言来创作风景的艺术家中，周春芽的《骑马走过的村寨》是具有代表性的。周春芽早期的作品在“乡土”中仍有短暂的停留，比如《藏族新一代》（1980），但他很快就走向了现代主义的道路。在《骑马走过的村寨》中，可以看到意大利艺术家籍里柯对周春芽的影响。画面是超现实的，梦幻而神秘，在那些拉长的阴影中，似乎隐藏着一些生灵。如果说周春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上，那么，另一位艺术家丁方则利用风景来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的态度。作为“理性绘画”的代表性艺术家，丁方的创作始终以黄土高原为母题。对于他来说，黄土、城堡、废墟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景”，而且是积淀着历史、连接着过去，它们的存在，原本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

从80年代初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社会化风景到作为形式与审美的风景（现代主义风格的“乡土”），再到作为文化表征的风景，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似乎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但是，无论在哪种类型的创作中，“风景”（不管是自然的，还是日常的社会生活场景）仍然只是一个“他者”，仍无法摆脱不同历史时期各种话语方式的支配。

六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开的。首先，当代美术置身于社会学转向的文化情景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其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商业社会、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兴起。其次是艺术语境的转变。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标识着“新潮美术”的式微，因为当早期的文化批判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时，这同时也意味着此前那种宏大、崇高、充满启蒙意识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没落。90年代初的艺术界相对平静，既没有涌现出新的美术运动，也没有出现激进的艺术宣言。但是，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新的发展潜流，尽管它们还处于悄无声息的状态，还没有引起美术界的普遍关注。一旦时机成熟，一些新的创作观念便会迅速地显现出来。

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风景，“新生代”的作品标志着90年代初绘画观念的转向，即远离宏大叙事，远离形而上的文化启蒙，让艺术回归生活，贴近现实。在1991年“新生代”的展览前言中，批评家范迪安谈到了这批年轻艺术家作品中那种碎片化的现实描述，以及作品中弥散出的无聊情绪。而批评家尹吉男则认为，“新生代”绘画的最大特征就是“近距离”，其基本特点是，画家在这个没有任何目标的社会里，只能描绘身边距离很近的日常生活。

虽然刘小东没有参加1991年的“新生代”艺术展，但他的作品却最能体现这种艺术思潮的文化取向。在刘小东90年代初的《人鸟》（1990）、《笑话》（1991）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艺术家所画的都是身边的朋友以及日常的生活片段，它们显得波澜不惊，没有任何明确的意义指向。批评家易英先生将其称为“无意义的现实主义”。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这些“无意义的”生活场景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化的风景。从文化取向上看，这种广义的社会风景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新潮”的“无聊”情绪。易英这样分析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青年人中普遍弥散着一种困惑与迷茫的情绪，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刚走向校门的青年学生，在缺乏理想的支撑与奋斗的目标后，‘无聊’就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无聊’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的严肃态度，现代艺术的理想在上个年代的破灭，而今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9]

“新生代”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又一次回归。和80年代初的批判现实主义比较起来，同样都是回归现实，但前者是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情怀的否定，而后者则是对“新潮”的反拨；而在文化取向上，前者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后者反映的则是90年代初政治环境与社会变革之后，年轻人普遍所感受到的一种迷茫与失落的情绪。就社会风景的叙事话语来看，“无聊”，包括后来出现的“调侃”“自嘲”等，都被赋予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学意义。

就刘小东后来的创作而言，其内在的发展脉络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风景”这条线索。不管是《三峡新移民》（2004），还是2007年完成的《青藏铁路》《天葬》等，刘小东都力图揭露这些图像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学密码。和早期那种“无意义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这批作品是景观化了的现实，抑或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风景。

继“新生代”之后，到了90年代中后期，都市风景掀起了另一个艺术潮流。当然，艺术家对都市生活的关注是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因为这是中国90年代初社会转型后，以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取代80年代初乡土文化现代性特征的重要表征。因此，当代艺术需要关注日益加剧的都市化进程，关注都市人在当代文化中的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和人格倾向，同时，艺术家需要从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入的当下经验出发，切入当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艺术与人的本质联系与艺术对当代文化的反省。就具体的创作而言，艺术家对都市风景的涉猎也是多维度的，有的侧重于表现当代都市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如钟飙、刘芯涛等。譬如，从《公元1997》伊始，钟飙就致力于表达一种景观化的都市，以及呈现一种具有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特征的生活方式。有的侧重于对都市消费展开批判。在刘芯涛的《溃夜》系列中，艺术家将一切反映繁华都市夜景的五彩色调从画面中抽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用灰白色营造的一种单纯的、溃烂的和虚无的画面氛围，从而建构起艺术家对于都市生存体验中的欲望、焦虑、破败的质疑。有的侧重于对都市化进程的反思。在《大风景》系列作品中，尚扬将一些现代建筑的残片、白马褂、X光底片等共同拼贴在画面上，它们显得凌乱、无序，甚至破败不堪。与其说它们是自然的风景，不如说是后工业背景下的时代风景。王家增的《工业日记》则集中反映了工业时代、都市化进程带给人们的创伤，以及无法逃避的异化。

90年代后期，伴随着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当代绘画出现了另一类“社会风景”，即对消费时代的反映。当然，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能成为一种影响艺术创作的话语仍然有历史的必然性。1992年以来，不可扭转的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保障，也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作为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凸现的文化症候——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以及都市生存等都为这种艺术潮流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不仅如此，在90年代初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不但能对此前弥散在中国社会与艺术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产生强大的消解作用，而且能成为告别意识形态的象征，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尽管“都市风景”与“消费风景”在主题上时有交叉，但从艺术风格内在的发展轨迹来看，后者主要受到了艳俗艺术的影响。和“艳俗”追求“戏拟”与“反讽”所不同的是，“消费风景”集中反映消费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七

2000年以来，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当代艺术开始告别潮流，不再像80年代那样，一个艺术思潮接着另一个思潮，一个现象接着另一个现象，由此形成线性的发展轨迹。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当代绘画在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从80年代初“形式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僵化的语言体系的反拨，到“新潮”时期年轻的艺术家向西方现代绘画学习，再到90年代初在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参照中向本土传统的回归，当代绘画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自身语言学的转变。这个过程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当代绘画曾以单纯现代主义的形式、风格来表明自身前卫性的终结。另一个是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式微。虽然说当代艺术内在的叙事逻辑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重，但总体仍遵循二元对立的方式。在整个80年代的艺术史情境中，当代艺术与主流艺术体制始终保持着一种砥砺与对抗的关系，而大部分作品都围绕民间对官方、前卫对保守、边缘对主流、精英对大众的叙事逻辑展开。而90年代则主要呈现为本土化对全球化、东方对西方、文化保守主义对后殖民等的对立。但是，2000年以来，这些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开始没落，一方面是按照艺术内在的发展逻辑，当代艺术与当代绘画自身的观念也出现了嬗变，进入相对高级的阶段；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呈现出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境况。这就涉及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学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开放。如果从现代性的维度去概括，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多元的、异质的、混杂的现代性。它变得无所不包，既可以有前现代性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因子，也同时可以包含着本土化、民族性、全球化的特征。

语言学转向的完成、当代艺术二元对立叙事逻辑的终结，以及社会学边界所呈现出的开放性，将共同推动着“社会风景”的创作向前发展，而且，使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多元化的状态。就具体的创作而言，在这十年中，可以看到具有后殖民色彩的波普化风景、反思后工业时代的都市风景、反映农村和边缘人群的“底层人文”式的风景、倡导保护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风景等等。但本文所要讨论的则是以下三类“社会风景”：体现了“社会主义经验”的风景、景观化的风景，以及从传统山水中寻求转变的风景。

从创作观念内在生成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经验”的思路肇始于1993年12月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中国经验’画展”。这个展览基本的学术构想，是讨论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绘画的走向，按照策展人王林的思路，即是讨论“89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可能性。另一个主要是针对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潜在的后殖民危机。1993年的时候，因为通过“后89中国新艺术展”与“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在进入全球化的格局中已触及后殖民问题，并有了文化身份的危机意识。现在看来，“中国经验”展实质是对“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的批判，借此来探讨一种新的创作方向。虽然说“政治波普”与“玩世”在90年代初仍有自身的前卫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种潮流化的创作的确掉入了西方人所设定的后殖民陷阱。当批评家栗宪庭感叹，来自中国的当代绘画沦落为“国际拼盘中的春卷”[10]时，重新思考当代艺术自身的文化身份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十多年后，批评家邹跃进提出了应重视当代绘画呈现出的“社会主义经验”。不过，从内在学理上看，“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经验”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以本土文化的立场参与到全球化的格局中。

就社会主义经验这一脉络的创作现象来看，张晓刚无疑最具代表性。1995年前后出现的《大家庭》是艺术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内省转向批判，从私密个人性转向公众性，艺术家实现了对学院主义和80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取向的双重超越。2007年以来，张晓刚开始强化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将注意力转向一些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最为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艺术家力图通过个人化的视角来言说时代的变迁，通过日常的、微观的场景来唤醒某种共同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传达出中国人在一个特定时期独特的生存体验。

张晓刚、刘小东的作品实质可以形成“社会风景”创作的两极，前者是从个人的、记忆中的、微观的视角切入，后者的叙事更为宏大，艺术家注重对重要事件（如三峡移民）、社会现场（如青藏铁路）的反映。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均能体现典型的社会主义经验。当然，就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思考来说不同的艺术家侧重点也有变化，有的追求现实主义的呈现，有的基于对历史的反思，有的偏向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文化立场，等等。

八

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景观化的风景”。“景观”一词原本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简要地理解，德波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启发，在他看来，“景观”拜物教是后工业时代的主要特征，其特点是，商品拜物教中人与物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发展到“景观”阶段后，就是真实的事物也不存在了，它们由完全虚拟的影像所取代，成为一种虚幻的图景。所谓“景观化的风景”，在手法上大多侧重于后现代艺术中的“挪用”与“戏拟”，崇尚叙事的片断与偶然、无序与断裂，审美上追求现实与超现实结合中呈现出的“别扭”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