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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02（第2页）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说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班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儿的曲子吧，要是作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地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地摔在地下，人躺在**，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一整天他都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地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儿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像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作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其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人骂一顿，叫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否决了（外国通例，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其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票表决。），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叫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叫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做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叫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地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咭咭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地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地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地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地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地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