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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03（第1页）

第一部03

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它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利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特的一曲简单的行板弹得像个样。——当然，他并非不知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体味过来：这是人生一乐。但只看见作品的物质的一方面，认为艺术上的英勇壮烈就只有这一点，那他觉得又丑恶又可耻了。什么“钢琴之狮”“钢琴之豹”，他都不能原谅。——同时他对那般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意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汉斯·冯·彪洛夫[22]那样，表演一阕热情的奏鸣曲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堂朗诵台词的课程。

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克利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暴等等，克利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地从一个角色换唱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财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德是唱卡门，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太斯居然变了费加罗！[23]……但克利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人会唱十八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肯费心去研究了。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沐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伯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梅亚贝尔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瓦格纳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女武神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借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24]……

“思想！好，就谈思想吧。仿佛你们是懂得思想的！可是不管你们懂不懂，至少得尊重思想所挑选的形式。第一得让音乐成其为音乐！”

而德国艺术家自命为对于表情与深刻的思想的关心，在克利斯朵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他们到处都用上了，——到处，而且是一律的。一双羊毛靴子跟一座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他们一样的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不多也不少。不论演奏哪一个作家，哪一件作品，用的老是同样的精力。在多数人心目中，音乐的要素只是音量，只要不是杂声而是音乐的声音就得了。德国人对唱歌的兴趣那么浓，其实只是为了声带经过了运动以后的快感。主要是尽量地鼓起气来，尽量地放射出去，要有力，持久，按着拍子。克利斯朵夫称赞某个有名的女歌唱家，说可以送她一纸健康证书。

他吆喝了艺术家还不算，更要从台上跳到台下，把那些张着嘴巴看他开刀的群众教训一顿。群众被他呵斥之下，觉得啼笑皆非。那真要令人呼冤叫屈了，因为他们一向很留神，不加入任何艺术论战，小心翼翼地跟一切棘手的问题都站得老远，而且唯恐自己犯错误，所以对一切都拍手叫好。但克利斯朵夫认为拍手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拍手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克利斯朵夫更进一步，说他们最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拍手。

“轻薄的家伙！你们想叫人相信你们竟这样热烈吗？……得了吧！这恰恰证明完全相反。要拍手，等热闹的结束来的时候再拍手吧，那些段落原来是像莫扎特说的为‘驴子耳朵’[25]写的。在这儿，你们尽管尽兴吧：人家是准备你们大叫大嚷的，那也是音乐会中应有的一套。可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26]以后鼓掌……你们不是该死吗！那明明是最后之审判。《荣耀归主》那一章，惊心动魄的气势像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大力士般的猛烈的意志好比一阵飓风，忽然停在云端里，双手攀着深渊，然后又奋力向太空飞去……狂风怒号。在最惊险的关头，突然来了一段转调，一种抖动的声音透过乌云从天上直落到颜色惨白的海上，像一片光。这是到了结束的阶段。死神那种疯狂的飞翔冷不防停了下来，它的翅膀被三道闪电[27]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发抖，迷糊的眼睛还在发花。心忐忑地跳着，气息仅属，四肢瘫痪……而最后一个音符还在振动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高兴了，乐了，你们叫着，笑着，议论纷纷，拍手了！……难道你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一无所悟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为你们原来只是一出戏，认为贝多芬临终的血泪给描写得非常精细！你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竟喊着‘再来一次’！这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辈子，结果只给你们这批愚夫愚妇消磨一个钟点！”

这样，他无意之间诠释了歌德的两句名言；不过他没有达到歌德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罢了：

“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克利斯朵夫还不肯就此罢休。热情冲动之下，他跳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去轰那个圣坛，那个禁地，那个庸才俗物的避难所——批评界了。他把同业骂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一个胆敢攻击当时最有天才的作曲家，最前进的乐派的代表，阿斯莱。他写过许多标题交响曲，虽然不免偏激，究竟是才气纵横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小时候见过他，为了纪念当时的情绪，始终对他很感激。现在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批评家竟然敢教训这样的天才，不禁气愤到极点，大叫起来：

“反了！反了！难道你除了王法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纪吗？天才决不给你拖上庸俗的老路的。他创造法纪，他的意志会成为大家的规律。”

在这一段傲慢的开场白以后，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倒霉的批评家，把近来所写的荒谬的文字痛加批驳，淋漓尽致地训了一顿。

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地去碰钉子；他们对克利斯朵夫认识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地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越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在他们能有个意见的时候），总还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利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作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作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虽然新闻记者有种特殊的本领，用不着顾到对方的论证，甚至毋须一读，照旧能进行他的论战，此刻也不愿意跟一个实力充足的敌人在这种阵地上对垒。——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肯定一切，或更好地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抛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但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轶闻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编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挑拨克利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的说，大家终于觉得克利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对这些都可以满不在乎，倘使他们的杂志在论战中没有挨打。其实外边的攻击不过是种警告；人家并不想把它牵入漩涡，而是有心把它和克利斯朵夫撇清，但这份杂志怎么不怕它的声誉受到影响未免令人奇怪；他们暗示，倘若它再不检点，就顾不得遗憾与否，对编辑部其余的人也要下手了。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开始受到的攻击虽然并不猛烈，已经使窠里的人张皇起来。曼海姆只是笑笑：以为那可以叫他的父亲，伯叔，堂兄弟以及无数的家族着恼，他们自命对他的行为举止有监护之责，一定要因之大为愤慨的。但亚陶尔夫·梅把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责备克利斯朵夫连累了杂志。克利斯朵夫老是不客气把他顶回去了。其余几个因为没有挨骂，倒认为这个老是向他们说大话的梅代他们吃些苦也挺有意思。华特霍斯暗中很高兴；他说不砍破几个脑袋就不成其为厮杀。自然，他意思之中绝不是说砍破自己的脑袋；他自以为靠着他的门第与社会上的关系，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至于他的犹太同志们吃些亏也没有什么害处。至此为止还没轮到的高特林和哀朗弗尔可不怕攻击，他们俩会回敬的。他们觉得不愉快的倒是克利斯朵夫那种死心眼儿，使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跟所有的女朋友弄得很僵。看到最初几篇文字，他们乐死了，以为这玩笑开得很妙：他们佩服克利斯朵夫捣乱的劲儿，同时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斗争的热情降低一点，至少对他们所指定的某些男女朋友留些情分。——可是不行。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不听，什么请托都不理会，只像疯子一样蛮干。要是让他搅下去，简直没法在地方上过活了。他们的腻友已经哭哭啼啼，怒气冲冲地到社里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手段劝克利斯朵夫在某些地方笔下留情：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他们生气了，克利斯朵夫也生气了；但他的态度还是照旧。华特霍斯看着这些朋友着急觉得好玩，绝对不动心，并且故意袒护克利斯朵夫使他们更气。他也许比他们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勇敢的蛮劲，佩服他不留退路也不为将来着想，只低着头逢人便撞。至于曼海姆，对这番大锣大鼓的吵架看得高兴极了，自以为把一个疯子带到这群循规蹈矩的人里去的确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眼看克利斯朵夫跟人家一拳来一脚去，他笑弯了腰。虽然他受着妹子的影响，开始相信克利斯朵夫真有点疯头疯脑，他倒反更喜欢他；他需要在他喜欢的人身上找出些可笑的地方。所以他和华特霍斯两人在别的朋友前面替克利斯朵夫撑腰。

他头脑很实际，虽然竭力自以为不实际；因此他认为替朋友着想，最好把他的利害关系和当地最前卫的音乐团体的利害关系打成一片。

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一样，这里也有一个瓦格纳友谊会，代表反抗保守派的新思想。如今各处对瓦格纳的声望已经公认了，作品也排入了德国所有歌剧院的节目，替瓦格纳辩护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危险。可是瓦格纳的胜利是硬争取得来的，而非由于人家的心悦诚服；骨子里大众仍旧很固执地抱着保守心理，尤其像这儿一样的小城市，跟时代的潮流完全隔绝，只知道仗着古老的名气自命不凡。德国人天生地对新思想新潮流有种疑虑，凡是真实的强烈的东西，没有经过几代的人咀嚼的，他们都懒得去体会。这种情形在这里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固然瓦格纳的作品已没有人敢非难，但一切受瓦格纳思想感应的新作品，大家都不大乐意接受：这就充分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民族性。所以倘若一切的瓦格纳友谊会能够热心保护艺术界新兴的杰出力量，那么它们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有时它们的确尽过这种责任，布鲁克纳与胡戈·沃尔夫[28]就受到某些瓦格纳会的支持。但大宗师的自私自利往往使门徒也跟着自私自利；拜罗伊特[29]既然成了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之所，拜罗伊特所有的小支部也成为信徒们永远礼拜同一个上帝的小教堂。充其量，他们只在正殿旁边的小祭坛上供奉几个忠实信徒的神位，而还得这些信徒对那位独一无二的、多才多艺的神明，音乐、诗歌、戏剧、玄学各方面的祖师，表示五体投地的崇拜，对他神圣的主义能够一字一句地遵守勿渝才行[30]。

本地的瓦格纳友谊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它还装点门面，想接纳一批可为己用的有才气的青年，已经在暗中对克利斯朵夫留意了很久。它不着痕迹地向他表示好感，他根本不觉得；因为他不需要跟人家联络，他不懂为什么他的同胞一定要组织团体挨在一块儿，仿佛单枪匹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唱歌、散步、喝酒都是不行的。他讨厌所有的社团。但比较起来，他对瓦格纳友谊会还容易接受，它至少办些美妙的音乐会；而瓦格纳派的艺术主张，他虽然不全部赞同，究竟比别的音乐团体跟他接近得多。单看它对付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党跟他一样激烈，似乎他和这个党派之间的确还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因此他就听人拉拢了。居间的是曼海姆，他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虽非音乐家，他也是瓦格纳会的会员。——会中的领袖们早就留意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掀起的论战。他打发敌人的某些作风被认为很有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固然克利斯朵夫对他们神圣的偶像也很不恭敬地刺过几下，但他们宁可装作不看见；——而且这几下最初的，并不怎么猛烈的攻击，对于他们急于要趁克利斯朵夫未作更进一步的攻击之前就去加以笼络，也许不为无因，虽然他们并不承认。他们很殷勤地征求他同意，可不可以拿出他几支歌参加瓦格纳会主办的音乐会。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得意，便答应了。他上他们会里去，又禁不住曼海姆的怂恿，马上入了会。

当时领导这个瓦格纳友谊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公认为权威的作家，一个是权威的乐队指挥。两人都是对瓦格纳信仰极坚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写过一部《瓦格纳辞典》，可以使人随时随地了解大师的思想，可知者无所不知，可解者无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杰作。他在饭桌上能够整章整卷地背出来，不下于法国内地的中产阶级熟读《毕赛尔诗歌》[31]。他也在《拜罗伊特公报》上发表讨论瓦格纳与亚利安精神的文字。当然，他认为瓦格纳是纯种亚利安[32]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国的塞米气息的坏影响。他宣告高卢族**靡的风气已经给打倒了，但他仍旧天天不断地拼命攻击，仿佛那个永久的敌人始终还有威胁的力量。他对法国只承认有一个大人物，高皮诺伯爵[33]。克林是个矮小的老人，很有礼貌，像处女一样动不动会脸红的。——会中另一个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贝，四十岁以前是一家化学厂的经理；然后丢掉了一切去做乐队指挥。他能够达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钱。他是拜罗伊特的狂热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朝山的布鞋从慕尼黑步行到拜罗伊特。奇怪的是，这位博览群书，周游大地，做过各种不同的行业而处处显出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竟会变成一头巴奴越的绵羊[34]。他所有的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这儿只使他表现得比别人更蠢。因为在音乐方面太无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指挥瓦格纳作品的时候，完全依照在拜罗伊特注册过的艺术家和指挥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场面与五颜六色的服装，照式照样的摹仿，迎合瓦格纳小朝廷里的幼稚而低级的口味。他很像那种疯魔米开朗基罗的人，临画的时候把原作的霉点都要摹写下来，因为霉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圣的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本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像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在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克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克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克林拿他当作瓦格纳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瓦格纳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瓦格纳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底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么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瓦格纳，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作瓦格纳思想的承继者。克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纳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拼命崇拜瓦格纳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像克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像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克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量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克利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家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欺人地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瓦格纳友谊会中看出了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地向洛贝表示退会。洛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利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起来：

“不，不，不，不！别跟我再提这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他们讨厌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

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利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热闹了：

“我知道他们要不得，”他说，“可也不是从今天起的：又出了什么新的事呢？”

“没有什么新的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吧，笑我吧。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凭冲动的。我身上的电积得太多的时候，它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霉！也算我倒霉！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

“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吧？”曼海姆说，“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拉拉队……”

“不！不！不！”克利斯朵夫嚷着；听到最后一句他更跳起来：“拉拉队！你不害臊吗？”

“不是出钱收买的拉拉队，——虽然老实说，除此以外，要群众明白一件作品的价值还找不出第二个方法。——可总得有人捧场，有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这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朋友的用处就在这等地方。”

“我不要朋友！”

“那么你得给人家嘘。”

“我愿意给人家嘘！”

这一下，曼海姆可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