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画画,可每次画完,我爸就说浪费纸。我把画藏在床底下,有三本。我不敢烧,也不敢扔,就像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其实不想背那些课文。”
念完之后,屋里静得能听见炭火爆裂的声音。
良久,阿木抬起头,声音很轻:“那……我可以继续画吗?”
“当然。”林浩然说,“而且这次,不用藏。”
接下来三天,他们开始了另一种教学??没有课本,没有作业,只有“说出真相”的练习。林浩然教他们用身体表达情绪:愤怒不是吼叫,而是握紧拳头却不挥出;悲伤不是流泪,而是慢慢蹲下,像被无形的手压弯脊梁;希望,则是一个人缓缓抬头,看向窗外的动作。
孩子们开始尝试。
有人演自己躲在柜子里听父母争吵,演到一半突然崩溃大哭;
有人模仿父亲醉酒摔碗的样子,演完后小声说:“其实我也怕我自己长大变成那样。”
还有一个孩子重现了母亲离家那一夜:她抱着行李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眼熟睡的孩子,最终转身离去。男孩蹲在地上,一遍遍重复那个关门的动作,直到全身颤抖。
第七天,林浩然提议做一场“无声演出”。
“不用台词,只用动作和画面。你们想讲什么故事,就用身体说出来。”
他们在操场上搭起简易舞台,用旧床单做幕布,煤油灯照明。演出开始时,周边几户人家闻讯赶来,站在外围默默围观。
第一个节目是阿妹主导的。她独自上台,手中拿着一本破旧的语文书,一页页撕下,点燃,投入铁桶。火焰跳动中,她缓缓脱下校服外套,露出里面一件写着“我想当歌手”的T恤。最后她站上椅子,张开双臂,仿佛要飞。全场寂静。
第二个节目由阿木和他的哥哥共同完成。哥哥口吃严重,平日极少开口,但在舞台上,他用手势和表情讲述了一段长达五分钟的独白:小时候两人一起放牛,哥哥总被村里孩子嘲笑“结巴鬼”,弟弟替他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父亲酗酒越来越厉害,哥哥试图劝阻,却被推倒在地。从此他再也不说话了。演出结束时,哥哥第一次主动拥抱了弟弟,兄弟俩相拥而泣。
第三个节目最为震撼。一个十岁的女孩重现了“守灵夜”:她穿着单薄的衣裳,蜷缩在堂屋角落,面前摆着两根熄灭的蜡烛。她每隔几分钟就抬头看一眼神龛,嘴里低声呢喃:“爷爷,我不是坏孩子……弟弟不是我害的……”整整十五分钟,她没有一句台词,只有细微的动作和眼神变化,却让台下几位老人泪流满面。
演出结束时,没人鼓掌。
不是冷漠,而是震撼。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颤巍巍走过来,拉着女孩的手,用傈僳语哽咽道:“你说的……我都听见了。是我错了。这些年,是我把你当成了灾星,可你明明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转向众人,“从今以后,她可以睡在床上,可以穿新衣服,可以去上学。”
女孩仰头看她,眼泪滚落:“那……我能叫您一声奶奶吗?”
老人愣住,随即紧紧抱住她,嚎啕大哭。
当晚,村里几位长者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件事:恢复“火塘夜话”。那是几十年前的传统,农闲时节,各家轮流举办聚会,讲故事、唱民谣、说心事。后来渐渐断了,因为“年轻人不愿听老人废话”。
林浩然离开前一天晚上,参加了第一场重启的“火塘夜话”。
地点就在最大的一间堂屋内。火塘燃起,村民们自带坐垫,围成圆圈。没有人主持,谁想说话就站起来。
第一位开口的是李老师。
“我来这里支教三年了,原本只想熬满期就走。可看到这些孩子的眼神,我发现自己离不开。我一直以为教育就是教他们读书写字,可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教育,是让他们敢于成为自己。”他说着说着哭了,“对不起,孩子们,以前我太急了,总逼你们背课文、考高分。其实……你们比我知道什么是痛苦。”
第二位是阿木的父亲。他低着头:“我知道我喝酒打人,是因为我心里苦。老婆跑了,地荒了,我觉得自己没用。可我不想改,因为一改,我就更不知道我是谁了。”人群沉默。他抬起头,“但我儿子演完那场戏后,我昨晚翻他床底下的画……我看了两个小时。他画了好多我们家的事,比我记得还清楚。我……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个不一样的爸爸。”
第三位是那位曾梦想当歌手的阿妹。她站起身,声音颤抖:“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山谷里。我想唱歌,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孝,觉得我背叛了家乡。可如果连做梦都要被禁止,那我们和牲畜有什么区别?”
全场静默片刻,随后掌声雷动。
林浩然坐在角落,静静听着。他没有发言,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下:
>“真正的改变,不在某一次演出的成功,
>而在于当一个人终于说出‘我错了’,